这是一个发生在新西伯利亚的故事，时间是1982年的冬天，那个冬天冷得连鬼都要穿三层裹尸布。
一、消失的暖气与不存在的报案记录
新西伯利亚的寒风像一把钝锯子，在国立技术大学家属楼的灰色外墙上来回拉扯。
德米特里·伊里奇·波波夫，一个在“红色锻压机”
工厂担任二级钳工的老实人，正蜷缩在自家厨房的角落里，盯着那是早已结冰的暖气片发呆。
屋里的温度计显示：华氏32度。
“这不合逻辑，”
德米特里裹着那件补了十二个补丁的军大衣，手里捧着一杯漂着几片茶叶梗的热水，对妻子安娜说，“锅炉房的伊万诺夫承诺过，只要我把那瓶私藏的‘斯托利伏特加’给他，他就会把我们的暖气烧得像共产主义的热情一样滚烫。”
安娜是个神经质的女人，她的眼神总是像受惊的麻雀一样四处乱瞟。
她压低声音，仿佛墙壁里藏着微型窃听器：“德米特里，别说了！
隔壁的彼得罗夫昨天就是因为抱怨暖气，被民警带走了，现在还没回来。
有人说看见他在扫雪，有人说看见他在……更北边的地方。”
德米特里叹了口气，他知道妻子说得对。
在这个被铁丝网、户籍制度和无数条法令编织成的巨大牢笼里，每个人都是被固定在机床上的零件，稍微有点异响就会被拆下来扔进熔炉[3]。
所谓“劳动权”
，不过是把你钉在某个岗位上直到死的权利。
就在这时，一阵奇怪的敲门声响起。
不是用指关节敲的，而是用某种沉重的、湿漉漉的东西撞击门板。
咚。
咚。
咚。
德米特里和安娜对视一眼，恐惧像冰水一样浇透了全身。
在这个点，不会有朋友来访。
在这个国家，朋友是奢侈品，而“关系”
才是货币。
德米特里颤巍巍地走到门厅，透过那个蒙着灰尘的猫眼向外看。
楼道里的感应灯坏了，一片漆黑。
但他分明看见一只苍白得像死鱼肚皮的手，正悬在半空中，手里捏着一张粉红色的纸。
那是——传票？还是逮捕令？
他不敢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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