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特供香肠与灵魂的辩论
彼尔姆的十一月，天空不是一种颜色，而是一种病理状态。
它呈现出一种令人作呕的铅灰色，仿佛是某个喝多了劣质格瓦斯的巨人在天花板上呕吐过一样。
卡马河已经冻僵了，冰面上覆盖的积雪不再是纯洁的白，而是被化工厂的烟熏成了那种像死人眼白一样的焦黄色。
伊万·伊里奇·格罗莫夫坐在市住房分配委员会的地下室里，这里的暖气片发出垂死般的嘶嘶声，散发着一股煮烂的卷心菜和生锈铁管的混合气味。
伊万是二级办事员，他的工作就是在那些无穷无尽的表格上盖章——“批准”
或者“驳回”
。
这是一种微小但令人上瘾的权力，就像在教堂里偷喝圣酒的老鼠，虽然卑微，却能尝到神性的残渣。
然而，伊万此刻并不快乐。
他盯着桌上那一小块发灰的肥肉——这是他凭借工龄换来的特供午餐——脑子里回响着昨天在澡堂里听到的那些醉话。
“不拼命搞钱吧，没钱养老，太拼命搞钱，可能就用不着养老了……”
那个满脸络腮胡的钳工一边搓着背一边说，声音像破锣一样在瓷砖间回荡，“人无外财不富，马无夜草不肥……可下一句是啥？外财不富穷人命，夜草不肥劳碌马！
哈哈哈！”
伊万当时嘲笑了那个钳工的无知，但现在，看着窗外那盏忽明忽暗的煤气灯，他笑不出来了。
他的肺叶里像是塞了一团湿棉花，每一次呼吸都伴随着一种深入骨髓的厌倦。
他今年四十二岁，没结婚，没孩子，存款刚好够买一口中等厚度的松木棺材。
“都说人必须得结婚，”
伊万对着空气自言自语，手里的钢笔在“驳回”
两个字上戳出了一个黑洞，“要不然到老了没有伴儿……可结婚也不一定陪你到老吧？整不好半道就离了。”
就在这时，办公室的门被敲响了。
不是那种礼貌的敲击，而是一种急促的、像是用爪子抓挠的声音。
“进来。”
伊万不耐烦地说。
门开了，但进来的不是送文件的女秘书柳德米拉，而是一股浓烈的、带着硫磺和腐烂松针味道的穿堂风。
风里裹着一个人——或者说，一个穿着人衣服的东西。
那人穿着一件只有在二十年代内战时期才能见到的破破烂烂的骑兵呢大衣，头上戴着一顶甚至更早的巴拿马草帽，帽檐压得很低，遮住了半张脸。
最诡异的是，在这个零下二十度的天气里，他手里居然拿着一把合起来的湿漉漉的黑伞，伞尖还在往下滴着红色的液体，像是血，又像是融化的红菜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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