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尔姆的冬天总是来得比日历上预告的更早一些，就像国营第三百货商店里的排队队伍，你以为前面只有三个人，可一转头，身后已经堵死了整个街区。
卡马河的冰面在十一月初就冻得像铁板一样硬，上面覆盖着一层永远扫不干净的积雪，混合着工厂排出的煤烟，黑得像是刚从炉膛里铲出来的焦炭。
伊万·伊里奇是市苏维埃住房分配委员会的一名二级办事员。
他的办公室在一栋十九世纪的老楼里，天花板高得让人眩晕，墙纸是那种令人作呕的暗黄绿色，上面印着模糊不清的花纹，像是无数只死去的苍蝇被拍扁在墙上。
伊万的工作很简单：审核申请表格，盖章，或者拒绝，然后在拒绝的理由栏里填上“资源紧缺”
或“不符合规定”
。
但他最近遇到了一个怪事。
或者说，是这个怪事找上了他。
事情发生在一个周二的傍晚。
彼尔姆的天空呈现出一种病态的紫灰色，街灯像患了肺结核的老人，咳出昏黄的光线。
伊万抱着一摞厚厚的档案袋往家走，路过那条名为“红军”
但大家都叫它“死胡同”
的小巷时，看见一个穿着厚重大衣的人蹲在路边。
那人面前摆着一个摊位，上面没有商品，只有一面蒙着灰尘的椭圆形镜子，还有一盏忽明忽暗的煤油灯。
“换个活法吗，公民？”
那人抬起头，露出一张没有眉毛的脸，眼睛像是两个深不见底的煤窑，“只要照一下，就能看见你没选的那条路。”
伊万本来想快步走开，这种投机倒把的小贩在彼尔姆并不少见，通常卖的是走私的录音带或者来历不明的罐头。
但鬼使神差地，他停下了脚步。
最近他一直在后悔一件事：五年前，他有机会去秋明油田当勘探队长，那是个高薪且充满刺激的职位，但他为了安稳，选择了留在彼尔姆当个小公务员。
现在，他每天面对的是发霉的档案和没完没了的会议，而他的同学彼得洛夫去了秋明，听说已经开上了进口的伏尔加轿车。
“多少钱？”
伊万声音沙哑地问。
“不要钱，”
无眉人咧嘴一笑，露出一口被烟熏黑的尖牙，“要你的一点‘遗憾’做燃料。
还有，一旦照了，就不能回头。”
伊万犹豫了一秒，那种对未知的恐惧和对现实的厌恶在他心里打架。
最终，对“如果当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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