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那敲门声变得急促起来，伴随着一种像是老旧留声机卡带时的嘶哑声音：“波波夫……德米特里……伊里奇……你的……自行车……”
自行车？德米特里的心脏猛地一缩。
那是他上个月刚从黑市花半年工资换来的英国“三枪牌”
自行车，为了通勤，也为了在邻居面前维持一点可怜的体面。
昨天他锁在楼下的车棚里，现在它不见了。
他没敢报警。
在新西伯利亚，报警是比丢车更危险的赌博。
民警局的那些穿着蓝制服的“人民卫士”
，实际上是官僚机器上最贪婪的齿轮。
如果你去报案，他们首先会查你的证件，然后问你有没有“非法收入”
购买自行车，最后为了凑够上级下达的“反社会寄生分子”
指标，很可能把你当成小偷抓起来，送去西伯利亚的森林里伐木，或者直接定性为“怠工者”
关进精神病院[3]。
德米特里深吸一口气，打开了门。
门外没有人。
只有一团浓重的、带着硫磺味的白雾，以及地上放着的那张粉红色的纸。
不是传票，是一张——入党申请书？
上面用血红色的墨水写着德米特里的名字，但字迹歪歪扭扭，像是用左手写的，或者说，像是用爪子划出来的。
最诡异的是，在“家庭出身”
那一栏，填的不是“工人”
，而是：“未登记的灵魂”
。
二、区党委的司机与黑市的摩托车
德米特里把那张纸烧了，但他知道麻烦才刚刚开始。
在苏联，任何不合常理的事情背后，都站着一个手握权力的人，或者某种不可名状的东西。
第二天一早，德米特里硬着头皮去找他的“关系”
。
那是他的远房表亲，尼古拉，在区党委给第一书记当司机。
尼古拉虽然只是个司机，但在这个等级森严的社会里，他是离权力核心最近的人之一，也就是所谓的“红人”
。
区党委大楼坐落在列宁广场旁，那是一座巨大的斯大林式建筑，像一座压在城市胸口的墓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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