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罗刹国边境那座被称为下诺夫哥罗德的城市里，住着一位名叫费奥多尔·伊万诺维奇·沃尔科夫的公民。
他今年四十二岁，在一家国营的螺丝钉厂担任车间副主任，拥有一套位于苏维埃大街上的两居室公寓，以及一位在市教育局工作的妻子柳德米拉·彼得罗夫娜。
费奥多尔的生活本该是令人羡慕的。
他身材魁梧，面色红润，有着一双能在三米外看清微小瑕疵的眼睛——这对他监督螺丝钉质量的工作至关重要。
然而，最近几个月来，一种难以名状的阴霾笼罩着他。
事情的开端要追溯到去年冬天。
那是个寻常的星期三，费奥多尔像往常一样在工厂食堂排队领取他的红菜汤和黑面包。
排在他前面的是一位名叫格里戈里·斯捷潘诺维奇的老工人，此人已在螺丝钉厂工作了三十七年，据说经他手质检的螺丝钉足以从地球排到月球。
费奥多尔·伊万诺维奇，格里戈里突然转过身来，他那双浑浊的眼睛里闪烁着某种诡异的光芒，您听说过快乐的义务吗？
什么义务？费奥多尔困惑地问。
快乐的义务，格里戈里重复道，声音低沉得像是来自地底，在罗刹国，每个公民都有义务让自己快乐。
这是法律规定的，虽然条文写在没人能看见的地方，但它确实存在。
不快乐的公民是危险的，费奥多尔·伊万诺维奇。
不快乐是一种病，一种必须被治愈的病。
费奥多尔笑了起来，以为这是老工人的某种黑色幽默。
但格里戈里的表情严肃得可怕。
您以为我在开玩笑？格里戈里凑近费奥多尔的耳朵，呼出的气息带着伏特加和腐烂的气息，上个月，车间主任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因为连续三周没有露出笑容，被带走了。
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
有人说他被送去了，有人说他变成了螺丝钉——您知道，我们厂里最近新到了一批特别有灵性的螺丝钉。
费奥多尔感到一阵寒意顺着脊背爬上来。
他想说些什么来反驳这种荒谬的说法，但食堂的扩音器突然响起了欢快的进行曲，盖过了所有对话的可能。
那天晚上，费奥多尔躺在床上，听着妻子均匀的呼吸声，盯着天花板上那片永远修不好的水渍。
他想起了格里戈里的话，觉得那不过是老糊涂的胡言乱语。
然而，当他闭上眼睛时，他仿佛看见无数张笑脸在黑暗中浮动，那些笑容整齐划一，像是用模具铸造出来的。
二
变化是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的。
首先是工厂里的气氛。
费奥多尔注意到，工人们开始在干活时唱歌，唱的都是关于幸福生活的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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