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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芭寄出第一封“我记得”
信后的第七年,叶卡捷琳堡迎来了一场百年不遇的暖冬。
积雪早早融化,裸露出黑黢黢的冻土,像一张被揭去面具的脸。
此时的柳芭已是市教育局教材审查组副组长。
她主导修订的历史课本中,终于加入了那七十三名遇难者的名字。
可就在新书印刷前夕,上级突然叫停——理由是:“名单未经核实,涉嫌传播未经证实的历史信息。”
柳芭愤怒地质问:“档案馆有运输清单!
铁路局有调度日志!
连顿巴斯的老矿工都记得他们!”
对方只是摇头:“没有官方死亡证明,就不能算‘存在过’。”
那天夜里,她独自回到废弃的纺织厂旧址。
厂房早已被夷为平地,原址上立起一块广告牌,上面印着某地产商的标语:“未来之城,从遗忘开始。”
她蹲在雪泥交杂的地上,用手指挖开泥土——那封抚恤申请还在。
纸张已霉烂,但公章依旧鲜红如血。
忽然,身后传来脚步声。
“你还在找他们?”
一个沙哑的声音说。
柳芭回头,看见一个穿灰色大衣的男人站在月光下。
他面容模糊,身形介于实体与雾气之间,手里提着一只锈迹斑斑的公文箱。
“你是谁?”
柳芭警惕地问。
“我是第聂伯河事件的调查员。”
男人打开箱子,里面整齐码放着七十三份死亡证明,“每一份都有签名、印章、编号……齐全得不能再齐全。”
柳芭愣住:“可……这些文件从未出现在任何档案里!”
男人笑了,笑容里透着无尽疲惫:“因为它们从来不是给活人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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