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八年深秋，叶卡捷琳堡的雪下得格外早，也格外厚。
灰白的天幕压着锈迹斑斑的烟囱，整座城市像一块被遗弃在铁盘上的冻肉，连蒸汽都懒得冒了。
就在这死寂之中，一座名叫“遗忘局”
的政府机构悄然挂牌成立——全称冗长得令人昏厥：“联邦级历史遗留问题临时搁置与未来再议协调总局”
。
局长伊万·彼得罗维奇·索科洛夫是个五十出头的男人，秃顶，眼袋浮肿如发酵面团，总穿着一件肘部磨亮的旧呢大衣。
他原是市档案馆的副馆长，一辈子和发霉的纸张打交道，对“解决”
二字深恶痛绝。
他常说：“文件堆得越高，问题就越安全。”
如今被委以此任，他竟感到一种宿命般的熨帖。
遗忘局的办公地点设在城郊一座废弃的纺织厂主楼里。
高耸的厂房空荡如教堂，织机早已拆走，只留下满地油污和蛛网。
索科洛夫把办公室安在三楼尽头一间曾是女工更衣室的小屋。
墙上还残留着褪色的粉红油漆，角落里甚至有一双干瘪的儿童小皮鞋——不知哪位女工曾带孩子来上夜班。
他对此毫不在意，反而觉得这地方“有生活气息”
。
他的助手只有两人：一个是沉默寡言的老门卫格奥尔基，另一个是刚毕业的女大学生柳芭。
柳芭年轻气盛，第一天报到就问：“局长同志，我们到底要‘协调’什么问题？”
索科洛夫慢悠悠泡了一杯浓茶，茶色黑如沥青。
“孩子，”
他用指节敲了敲桌面，桌上堆满泛黄卷宗，“问题就像虱子。
你越抓，它越痒；你不动，它自己就饿死了。”
柳芭似懂非懂。
但她很快发现，所谓“协调”
，不过是把市民们送来的申诉信、赔偿申请、产权证明等文件，分门别类塞进不同的铁皮柜。
柜子按颜色区分：红色装“政治平反类”
，蓝色装“财产归还类”
，绿色装“环境公害类”
……最深处还有一排漆成铅灰色的柜子，标签上只写着一个词：“不可解”
。
每天傍晚，格奥尔基会推着一辆吱呀作响的手推车，把这些柜子推到地下室。
地下室没有灯，只有几扇高窗透进微光。
柳芭有一次好奇跟下去，看见老人打开柜门，把文件倒进一个巨大的混凝土槽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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