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一个工人对工厂的待遇不满意，他罢工了。
费奥多尔·彼得罗维奇的心脏觉得它已经干了太久的活，拿了太少的回报，所以它决定停下来，永远地停下来。”
房间里沉默了很久。
煤气灯发出细微的嘶嘶声，像是有什么东西在火苗中低声细语。
“第二天早上，保安在仓库门口发现了他的尸体，”
斯捷潘·伊里奇平静地说，“他趴在冰冷的水泥地上，一只手还抓着门把手，另一只手攥着手电筒。
手电筒还亮着，只是光线已经微弱得像一只萤火虫了。
他的脸上带着笑容，那种知道自己做对了某件事的人才有的笑容。”
斯捷潘·伊里奇端起杯子，发现里面是空的，便放下了杯子。
他用手指敲着桌面，发出有节奏的“笃、笃、笃”
的声音——和费奥多尔·彼得罗维奇的拐杖敲击地面的声音一模一样。
“我参加了他的葬礼，”
他说，“他的妻子，一个满脸皱纹的老太太，一直在哭。
她不知道丈夫半夜去仓库做什么，她以为他是在加班，是在为苏维埃努力工作。
她在棺材前面跪了很久，然后站起来，拉着我的手说：‘斯捷潘·伊里奇，他是个好人，对吗？他是个好人，对吗？’”
“我说：‘是的，玛丽亚·费奥多罗夫娜，他是个好人。
’”
斯捷潘·伊里奇又笑了，这次的笑声里有某种让人汗毛倒竖的东西——不是残忍，不是嘲讽，而是比这两者都更可怕的：真诚。
他是真的觉得这件事好笑，就像一个孩子在看到一只虫子被车轮碾过时发出的那种天真无邪的笑。
“你们看，”
他说，“这就是我不喝酒的时候的样子。
我说话得体，办事周到，对每个人都很友善。
我是一个好人。
但喝了酒之后……”
他伸出双手，把手掌摊开在煤气灯下。
那双手很大，骨节分明，指甲修剪得整整齐齐。
看起来是一双正常的手，一双受过教育的手，一双可能是医生或者音乐家的手。
可是在灯光下，那些手指的影子投在桌面上，却像是某种多足的、正在爬行的东西的轮廓。
“喝了酒之后，我就变成了另一个人，”
他轻声说，“一个真实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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