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发生在一九二六年的冬天，那一年彼得格勒的风雪大得像是要把整座城市从涅瓦河畔连根拔起，然后像扔一只旧手套一样扔进芬兰湾。
然而在瓦西里岛上，就在那些歪歪斜斜的老房子中间，在一栋墙壁上还残留着沙皇双头鹰浮雕的公寓楼里，煤气灯整夜亮着，暖气管道发出像是活物呻吟般的声响，而斯捷潘·伊里奇·科洛科尔采夫正坐在一张铺着油腻桌布的圆桌前，面对着一瓶已经见底的伏特加和一群他称之为“朋友”
的人。
斯捷潘·伊里奇是彼得格勒第二肉类加工厂的厂长，一个四十出头的男人，有一张典型的俄国官僚的脸：宽大的下巴，淡得几乎看不见的眉毛，和一双像是永远在计算什么东西的小眼睛。
他的鼻子因为多年饮酒而微微发紫，像是被福尔马林浸泡过的标本。
此刻他穿着一件皱巴巴的条纹衬衫，领口的扣子已经解开，露出了脖子上一圈肥腻的赘肉。
他在笑，那种笑让他整个人看起来像是一把正在打开的手风琴——但没有人知道这把琴会奏出什么样的曲子。
坐在他对面的是工厂的党委书记维克托·帕夫洛维奇·谢尔盖耶夫，一个瘦削的、永远板着脸的男人，戴着一副圆形眼镜，镜片后面是一双从不眨眼的水蓝色眼睛。
谢尔盖耶夫喝酒的方式像是一个病人在服用苦药：每次举起杯子，他的嘴唇都会先微微颤抖一下，然后一饮而尽，之后迅速往嘴里塞一块黑面包，仿佛试图用面包的粗糙去擦掉什么不洁的东西。
在斯捷潘·伊里奇左手边坐的是工厂的总会计师玛丽亚·伊万诺夫娜·祖波娃，一个五十多岁的胖女人，她的头发盘成了一个像是某种防御工事的发髻，胸前的铜质徽章在煤气灯下反射出暗淡的光。
她一滴酒都没有碰，面前的杯子里是格瓦斯。
她的眼睛始终盯着斯捷潘·伊里奇的手——那双正慢慢伸向伏特加瓶子的手。
第四个人是工厂的采购员阿列克谢·阿列克谢耶维奇·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一个永远笑嘻嘻的、脸上长着一颗带毛的黑痣的矮个子男人。
他喝酒的方式和谢尔盖耶夫截然不同：他把伏特加当成白开水一样往喉咙里倒，然后发出一种像是马匹打喷嚏的声音，接着用袖子擦擦嘴，又开始笑。
他的笑声不大，却持续不断，像是有人在一刻不停地用指甲刮玻璃。
这是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的夜晚。
再过两天就是圣诞节——当然，这个节日如今已经变成了一张被揉皱的、扔进废纸篓的旧日历，没有人敢公开提起。
窗外的风雪越来越大，煤气灯忽明忽暗，像是有什么东西正从黑暗中慢慢爬向这扇窗户。
“我告诉你们，”
斯捷潘·伊里奇把最后一点伏特加倒进自己的杯子里，声音已经变得含混而响亮，“我告诉你们，这个世界上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喝酒的人，一种是什么都不懂的人。”
谢尔盖耶夫推了推眼镜，一言不发。
祖波娃低下了头，开始认真地研究桌面上一块来历不明的污渍。
只有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继续笑着，他的黑痣随着笑声一跳一跳的，像是一只被钉在脸上的蜘蛛。
“你不信？”
斯捷潘·伊里奇把杯子举到灯光下，让琥珀色的液体在玻璃杯里缓缓转动，“维克托·帕夫洛维奇，你是知识分子出身，你应该明白。
一个人不喝酒的时候，他就像……就像一把锁着的柜子。
你知道柜子里有东西，可你看不见。
你得有钥匙。
酒就是那把钥匙。”
“斯捷潘·伊里奇，”
谢尔盖耶夫终于开口了，声音平静得像是在读一份会议纪要，“我认为您已经喝得够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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