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39年，由潘汉年和廖承志作介绍人，毛泽东主席亲自批准，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入党前，我曾经走过一段艰辛崎岖的反蒋救国的道路。
我在中学时代，接受了&ldo;五四&rdo;反帝爱国运动的洗礼。
1924年，我在南京金陵大学就读时，已是一个年轻的国民党员，并曾作为工作人员随国民党江苏省代表到广州参加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亲聆孙中山先生的教诲，衷心拥护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
经过五卅斗争的锻炼，我成为国民党南京市党部的青年部部长。
这个市党部有7名委员，其中共产党员4人，国民党左派3人。
在几年的并肩战斗中，我同江苏、南京的一些知名的共产党人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我佩服共产党员坚定的信仰和无私奉献的精神。
随着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国民党右派背叛中山先生遗训，破坏国共合作的阴谋活动也在升级。
1927年4月9日前后，蒋介石指使流氓捣毁了南京国民党市党部，肖楚女、侯绍裘、宛希俨等共产党人先后牺牲在蒋介石的屠刀之下，我也险遭毒手。
接踵而来的&ldo;四一二&rdo;、&ldo;四一五&rdo;反革命政变，用鲜血教育了我这个国民党员，誓与中山先生的叛徒不共戴天。
当然，蒋介石决不会容忍我这个年轻的国民党员在他鼻尖底下与他作对，特务机关曾经逮捕过我三次。
第三次竟将手枪和《组织农民暴动计划》等宣传品塞在我住处，栽赃诬人。
我在南京待不下去了，1929年秋迁居上海。
在上海，我和小学同窗陈处泰（即陈惘子，中共党员，曾任上海文总书记兼社联党团书记）同住5年，相互切磋，探讨马列主义著作和反蒋救国之道。
我的周围，还有几个原来是国民党左派或对蒋介石统治极度失望的知交。
大家激昂慷慨，各抒己见，中心议题就是讨论拯救民族的良策和反蒋抗日的道路。
最后不约而同地得出一个共识：&ldo;庆父不死，鲁难来已。
&rdo;蒋介石是我们的消灭目标，刺杀对象。
陈处泰对我们的政治见解是完全了解的，他作为党组织与我们之间的联系人，对我们爱护备至，肝胆相照。
为我们的&ldo;五步流血&rdo;的计划和大家争辩得面红耳赤，并且带来了党组织的意见：无产阶级政党不能鼓励去做暗杀的事;既然革命目标一致。
说服我们最好能参加党的工作。
但我们这些血气方刚的青年听不进这些意见。
陈处泰将我们的态度再向上级汇报后，表示党组织不能用任何方式支持这一行动;但也不会当蒋介石的保镖;既说服不了我们，只能预祝成功。
我们则再三表示：事前事后都与共产党无关，也不要求共产党提供任何支持。
1934年11月，我们成立了掩护这一计划的行动机构‐‐&ldo;晨光通讯社&rdo;，正式在南京开张。
由我担任社长，化名胡云卿，是一个&ldo;出资资助的华侨富商&rdo;;总务兼编辑主任张玉华（即张保京），采访主任贺坡光（即贺少茹），记者孙凤鸣（即孙凤海，原是国民党军队一名排长，枪法高超，胆识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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