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10月中旬，新知书店上海办事处全部机构因汪伪特务混入而被彻底破坏。
被捕人员中有一位和潘部有关系，而和此人联系的就是汉年同志的爱人董慧同志（汉年同志进根据地，她仍在潘所领导的上海组织内工作）。
消息传来，令人忧虑，因为万一敌人跟踪发现了董慧的线索，势将危及上海的有关组织。
为此，必须采取紧急措施。
除了要最迅速地通知董慧同志之外，还、要通过可靠的社会关系，推动一个大的文化汉奸出面营救。
汉年同志原原本本地把这个文化汉奸的经历告诉了我，并告诉我如何去同这个汉奸谈判，说些什么话打动他，并要我直认不讳地说明自己是新四军派来的，这样他反而会买帐，愿意出面营救。
我到了上海，首先找到董慧同志。
她安详地对我说，她是安全的，没有受到惊动，可以轻而易举地把关系割断。
这就使我放心了。
然后由我的那个社会关系，邀约那个文化汉奸在他家中见面。
果然不出汉年同志所料，当我向他说明自己的身份后，他便肃然起敬。
等到我根据汉年同志的教导，晓以民族大义，入情入理地劝他出面营救被捕人员，早日了却此案，为祖国、人民和朋友立功时，这个汉奸表示一定负责出面营救。
其后这个案子就较快地结案，全部人员获释。
由此可见汉年同志的确是料事如神，而这是建立在他的调查研究掌握大量情况的基础之上的。
在党内斗争中，汉年讲原则，实事求是，不随波逐流。
在淮南根据地时，饶漱石利用整风机会，搞小动作打击和排挤陈毅。
汉年对此表示了不满，也受到打击，饶漱石还告到中央。
这些事，我听到一些，但他从未对我说起过。
审干整风中，扬帆受到延安&ldo;抢救运动&rdo;波及，被加上&ldo;特务&rdo;的罪名而被捕，从盐阜区押送到军部来，还给他加了脚镣。
汉年是饶漱石指定的审查小组成员，他曾与我谈过此事。
我说我在救国会时就认识扬帆，他绝不可能是特务，也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他是特务。
给他带上脚镣就更不应该，革命队伍内部这样搞法是不对的。
汉年同意我的看法。
他与扬帆并没有什么直接关系，但他在审查工作中实事求是，公正处理，不作任何违心之事。
最后扬帆冤案得以正式纠正，汉年在这一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
1944年底、1945年初，中央电令汉年同志出席&ldo;七大&rdo;，行前他告诉我，由刘长胜同志临时兼代联络部部长，要我多出点力，帮助管好部里工作。
因为我本来早已在华中局政策研究小组里兼任研究根据地财经工作，组长是冯定同志，这部分工作归曾山同志领导。
接着，汉年同志跟着华中局交通员往西北方向出发，准备在津浦路管店站上车，直奔北平，转入晋察冀根据地去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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