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4人组成了一个有特定奋斗目标，行动纲领和工作纪律的战斗集体。
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步伐加紧，而蒋介石在签订媚日投降的《塘沽协定》后，全力以赴指挥内战，迫使工农红军撤离中央根据地，进行长征。
国内形势的恶化，更加促使我们加快步伐，早日诛灭元凶。
1935年11月1日，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在南京召开，我们就预定在此次会上动手。
那天，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大礼堂举行会议开幕式时，孙凤鸣混在60多个记者中进入会场。
谁知蒋介石多疑诡诈，他看到秩序不好，决定不参加开幕式后的摄影仪式。
孙凤鸣根据集体的决定，只好以汪精卫代替蒋介石，射出了仇恨的子弹，他自己也中弹被捕，翌日就在医院牺牲。
这一政治巨案带来的当然是多方株连，残杀无辜。
不但张玉华、贺坡光等相继被捕，连孙凤鸣的妻妹、贺坡光的胞兄和老母以及毫不相干的人都遭到逮捕。
11月16日，不是晨光通讯社成员的陈处泰，在探望刚从香港回来搭救战友的崔正瑶（孙凤鸣夫人）时一起被捕。
敌人虽查清陈并未参加晨光社活动，但认为他是共产党要犯，将他秘密处死，遗尸也被投入镪水池中。
陈处泰、崔正瑶等牺牲时都是30岁不到的有为之士。
而我这条漏网之鱼从此成为被通缉追捕的&ldo;在逃匪徒&rdo;，悬赏金额高达5万至10万，过着到处隐姓埋名，昼伏夜行的流浪生活。
烈士鲜血换来的千古遗恨，使我痛定思痛，必须另谋反蒋救国的道路，以遂烈士未竟之志。
经过血泪反思，我决定遵从陈处泰烈士的遗训：只有依靠群众，进行社会制度革命，接受马克思主义，接受共产党的组织领导，才能改造中国，拯救中国。
于是积极筹备亲赴延安，向党交心。
行前，我认真做了两件事：一是将撰写的《为纪念南京晨光通讯社诸烈士逝世一周年告全国同胞书》从香港散发至全国各地，并直接寄给蒋介石。
这是讨蒋的檄文，也是宣传烈士的政治主张与揭露被害真相的公开宣言。
二是写了一份思想总结，将自己走过的路，曾有的政治主张和经验教训等等毫无保留地坦陈心迹，预备交给中国共产党。
1937年春，我如愿以偿，到达了延安。
5月4日下午，毛主席接见了我，作了长谈。
我坦率地陈述了自己的经历和处境。
毛主席对晨光社刺汪事件没有多加分析，他强调：个人的力量、小集团的力量是推翻不了罪恶的旧社会的。
他不同意我进抗大或陕北公学，说蒋介石将会指责共产党包庇政府的&ldo;要犯&rdo;，&ldo;破坏统一战线&rdo;，纠缠不清。
他给我的任务是仍回华南，作为延安和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之间的联络人员，协助他们扩大华南民族革命大同盟，坚持抗战到底。
我当即在毛主席面前誓言：&ldo;党有差遣，克之生死从之，一无选择，万死不辞。
&rdo;并提出不怕死、不怠工、不撒谎、不贪财、不埋怨组织、不讨价还价的七点自我要求，作为自己对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的宣誓，作为自己参加党的工作的行为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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