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然，十字路口已经有巡捕在那里放哨，我硬着头皮走了过去。
敌人见我是一位女流，在晨雾中又看不清我的模样，终于被我溜走。
过了几天，我从另一位同志处得知，当天果然有大批巡捕搜查了我的住房。
事后我知道&ldo;是特科侦知了敌人的行动，潘汉年及时地派人通知了我。
还有一件事是1932年下半年，我知道自已被叛徒告密，敌人追捕甚急。
我只得要求离开上海去江西中央苏区，为此，向中央写了申请，请求批准。
申请交出不久，就收到中央的通知，要我到南京去同一人面谈，约定我住在南京鼓楼旅社，并约好假名与口号。
我高兴地赶到南京守候，将自己的假名写在鼓楼旅社住客名牌上。
但几天过去了，未见来人，只得懊丧地回到上海。
不得已，只好到日本东京，通过在那里工作的共产党员汪孝达同志去找党的关系。
这以后，南京失约的事在我心里始终是个谜。
直至1943年我在苏北抗日根据地华中局工作时，在二师师部招待所见到从上海到根据地汇报工作的潘汉年，考虑到他是华中局的情报部部长，所以问起鼓楼旅社失约的事。
他听了我的话，立刻哈哈大笑，连声说：&ldo;对不起，对不起，这个失约的人就是我!&rdo;我大吃一惊，要求他说明失约的原因，并请他就此事为我向组织作证。
他微微一笑，没有说出失约的原因，只是说：&ldo;一定为你作证。
&rdo;后来我的整风结论中，果然由潘汉年证明了这段失去组织关系的历史。
这对于我的一生关系极为重大，永远不能忘记。
他的神秘，原因之一是他既做党的秘密工作，又兼上层统战工作。
这两件工作，前者是绝密的地下活动，后者是半公开的社会活动。
他的杰出之处就是能两面照顾，巧妙地把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结合起来。
他利用与社会人士的公开关系以掩护党的秘密工作，而又能隐身在地下，同许多社会上同情党的人们（包括国际友人）组成外围力量，并派出忠诚的同志打入敌人的要害部门。
此外，他还充分利用敌人营垒中的矛盾为我所用。
这样，他就能在白色恐怖笼罩的上海进行惊人的活动，取得意外的成果，在极端困难的处境中能够应付裕如、左右逢源，在敌人心脏中穿插往来，神出鬼没地进行埋伏和突击。
这是非常杰出的工作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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