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根，”
杨成龙合上书，“你说你爷爷为什么让你来伦敦？不是去美国，不是回华夏，是来伦敦。”
叶归根把书从脸上拿开，坐起来。
他的脸被书压出了一道红印子，看起来有点滑稽，但表情是认真的。
“我爷爷说，伦敦是个好地方。
它在东西方之间，既不是东方，也不是西方。
在这里，你能看到两边的东西，又不属于任何一边。”
杨成龙想了想，觉得有道理。
“他还说，”
叶归根继续说，“美国人做事太急，三个月就要看到结果。
欧洲人太慢，三年都未必能动起来。
中国人嘛，有时候太讲人情，有时候又太不讲人情。
在伦敦，你能学到怎么在这中间找平衡。”
“那你找到了吗？”
叶归根摇摇头：“还没。
但我开始懂了。”
两个人又沉默了。
草坪上有几个学生在踢球，笑声传过来，远远的，像隔着一层什么东西。
“成龙，”
叶归根突然说，“你说，我们这一代人，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杨成龙想了很久。
“是没有吃过苦，”
他说，“但又知道吃苦的人是什么样子。”
叶归根看着他，眼睛里有一丝意外，然后笑了。
“你说得太对了。
我们是站在桥上看风景的人，但造桥的人，是我们的爷爷、我们的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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