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根,”
杨成龙合上书,“你说你爷爷为什么让你来伦敦?不是去美国,不是回华夏,是来伦敦。”
叶归根把书从脸上拿开,坐起来。
他的脸被书压出了一道红印子,看起来有点滑稽,但表情是认真的。
“我爷爷说,伦敦是个好地方。
它在东西方之间,既不是东方,也不是西方。
在这里,你能看到两边的东西,又不属于任何一边。”
杨成龙想了想,觉得有道理。
“他还说,”
叶归根继续说,“美国人做事太急,三个月就要看到结果。
欧洲人太慢,三年都未必能动起来。
中国人嘛,有时候太讲人情,有时候又太不讲人情。
在伦敦,你能学到怎么在这中间找平衡。”
“那你找到了吗?”
叶归根摇摇头:“还没。
但我开始懂了。”
两个人又沉默了。
草坪上有几个学生在踢球,笑声传过来,远远的,像隔着一层什么东西。
“成龙,”
叶归根突然说,“你说,我们这一代人,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杨成龙想了很久。
“是没有吃过苦,”
他说,“但又知道吃苦的人是什么样子。”
叶归根看着他,眼睛里有一丝意外,然后笑了。
“你说得太对了。
我们是站在桥上看风景的人,但造桥的人,是我们的爷爷、我们的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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