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归根也在学农业经济学。
我们都在学怎么帮别人自己站起来。”
杨威看着那行字，笑了。
窗外，风停了。
远处的天边，最后一丝光还没有完全消失，在地平线上留下一道浅浅的橘红色。
春天，真的要来了。
四月中旬，伦敦终于有了春天的意思。
校园里的树冒了新芽，嫩绿嫩绿的，在阳光下透明得像纸。
草坪上的花开了，黄的白的紫的，一丛一丛的，风一吹就晃。
连空气都变了，不再是冬天那种湿冷的、黏糊糊的感觉，而是干燥的、清爽的，带着青草和泥土的味道。
叶归根和杨成龙坐在草坪上，面前摊着几本书和笔记本。
阳光暖洋洋的，晒得人昏昏欲睡。
“你说，”
叶归根躺下来，把书盖在脸上，“为什么伦敦的春天这么短？感觉刚来就走了。”
“因为好的东西都短。”
杨成龙坐在旁边，翻着一本《农村发展学导论》，“军垦城的春天也短。
杏花开了没几天就谢了。”
“但那几天好看啊。”
叶归根的声音从书底下传出来，闷闷的。
“我小时候，每年春天，我奶奶都带我去看杏花。
军垦城东边有一片杏树林，是我太爷爷那辈人种的。
我奶奶说，那些树比她还老。”
杨成龙没说话。
他想起了军垦城的春天，想起了杨革勇院子里的那棵老杏树。
每年春天，杏花开了，粉白粉白的，风一吹，花瓣落了一地。
杨革勇就坐在树下，喝着茶，看着那些花瓣，一句话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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