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室里安静了。
墙上沙沙沙的声音继续响着。
“你觉得好笑吗？”
别列佐夫斯基问。
“好笑。”
“你笑得不够真诚。”
别列佐夫斯基站了起来。
他站起来的时候叶夫根尼才意识到他有多高，至少一米九，而且他站着的时候身体微微前倾，像一只准备扑食的鸟。
“你请假的时候倒是笑得很真诚，对不对？”
叶夫根尼的血一下子涌上了脸。
上个月他请了一天假，因为他母亲病了。
他母亲住在萨拉托夫，一个人，七十八岁，心脏不好。
他请了假，坐了一夜的火车去看她，第二天又坐了一夜的火车回来。
请假的那天早上，他在公司系统里提交了申请，然后给别列佐夫斯基发了一条消息。
别列佐夫斯基没有回复。
等他回到下诺夫哥罗德，打开邮箱，看到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信里说“公司的每一个岗位都是不可替代的，任何人的缺席都会对整体效率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
。
信的最后一句是：“公司离了谁都能运转，但你的岗位离了你就不行。
这是两回事，请你搞清楚。”
叶夫根尼没有搞清楚。
他到现在也没有搞清楚。
“您说公司离了谁都能赚，”
叶夫根尼听到自己的声音说，“但我请一天假您都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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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室里突然安静了。
连墙上沙沙沙的声音都停了。
别列佐夫斯基绕过办公桌，走到叶夫根尼面前。
他低下头，俯视着坐在矮椅子上的叶夫根尼，然后伸出手，拍了拍他的肩膀。
那只手很冷，冷得像从冰箱里拿出来的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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