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尔姆的冬夜，雾是活物。
它从卡马河上爬上来，漫过低矮的砖房，钻进每一条街巷的缝隙，像一层湿透的裹尸布，裹住整座城市。
伊万·彼得罗维奇·科罗廖夫在彼尔姆的机械厂干了整整三十二年。
这地方不是工厂，是具生锈的巨兽，齿轮咬合着齿轮，发出单调的呻吟，仿佛在替所有被遗忘的灵魂叹息。
伊万的工牌早已磨得模糊，上面印着19721017——他永远记得这个日期，因为那天，他把自己送进了地狱。
他总在夜里被惊醒。
不是梦，是记忆的针尖扎进骨头缝里。
1972年那个冬夜，伏尔加河畔的雾浓得化不开，他站在工厂铁皮棚下，手里攥着那份该死的报告，手指冻得发僵。
他记得自己当时在想：要是能重来一次，他绝不会把那份报告交给厂长。
可他交了。
结果，他最好的朋友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谢尔盖耶夫，因为报告里的错误数据，被调去西伯利亚的矿井，三个月后，死在了矿难里。
伊万后来总在日记本上写：我害死了他。
写完，又撕掉，纸片在风里打着旋儿，飞进工厂的烟囱。
他如今四十七岁，头发花白，眼角爬满沟壑，像被岁月犁过无数次的冻土。
他总在深夜独自坐在窗边，盯着窗外彼尔姆灰蒙蒙的街道，看路灯在雾里晕开，像一滴血。
他想：我是不是太苛责自己了？可那鬼东西，总在夜里跑出来，揪住我的衣领。
彼尔姆的十月，寒意像刀子一样刮过脸颊。
这天傍晚，工厂的汽笛声刚歇，伊万拖着灌铅的腿往家走。
街道两旁是低矮的砖房，墙皮剥落，露出灰黄的底子，像老人干裂的嘴唇。
路灯昏黄，光线被浓雾吞得只剩一点微光，整个城市沉在一片混沌的灰白里。
他裹紧旧大衣，口袋里的半块黑面包硌着肋骨——这是他今天唯一的晚饭。
他不敢多想，怕一想，那雾里的影子就又冒出来。
他刚拐过街角，突然停住了。
街角，一个瘦削的身影站在那里，穿着1972年时他常穿的那件褪色工装，帽子压得很低，帽檐下是张年轻的脸。
伊万的心跳漏了一拍。
那脸，分明就是他二十五岁时的模样，眼睛里盛着雾，盛着迷茫，盛着不敢看人的怯懦。
伊万的呼吸冻住了，喉咙发紧。
他想跑，脚却像被钉在了地上。
伊万，那个身影开口了，声音是伊万自己的，却带着一种湿漉漉的、从水底浮上来的回响，你又在看雾了？
伊万想骂他，想吼，可声音卡在喉咙里，变成嘶哑的喘息。
他张了张嘴，却只挤出几个字：你……你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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