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封信送出去之后，杜蘅又开始她最擅长的事——等待。
三天一封的病情电报一直很准时。
陈顺会等她回来，一起吃过晚饭，骑自行车载她去邮电局取电报，那是她几天中最快乐的时刻。
即使一遍记住，还是捧着边走边看，看到路灯下，还在一字字地看。
看不腻。
经过半个月的针对治疗，嬢嬢的病情在不断转好。
万幸。
尽管她还没想起邓菊英是谁。
陈顺说等嬢嬢出院，可以请他那位叫“文棠”
的朋友代为询问。
至少从电报上看，“文棠”
对邓菊英的评价是：一直陪在病床前，倒便盆，擦身体，聊天，说俩老嬢嬢是一家子都有人信。
她想去北京的消息忽然在陈家坝上传开了。
传开不久，快被遗忘的出身也一起让人挖掘出来。
杜蘅的父亲原来是个臭老九。
还是个顶大的臭老九。
留过美，外国着名大学语言博士，国内着名大学教授，绍兴中学校长。
六队许蔓蔓、苏灵、刘胜等人皆是军干子弟，对臭老九嗤之以鼻。
对此，杜蘅可以做到听不见。
歧视有歧视的好处。
盛情比歧视让她更难接受，歧视是她的老朋友，她和歧视比较处得来。
她也这么对陈顺说的。
没事的，她可以应付。
可华红霞不行，眉毛老是吊着，议论杜蘅和杜校长的话最好别传到她耳朵里。
许蔓蔓不屑吵架，她要来文的，辩两句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要把劳动人民和臭老九彻底切割，偏偏又辩不过华红霞，大吃一顿文化亏。
文斗，刘胜也不擅长。
只能在旁边说：“蔓蔓，别和男人婆一般见识。”
一脸崇拜看媳妇的水根立马不服气：“啥呀，她和红霞论啥见识，一般见识，二般见识都论不上，她根本没见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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