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她一个人，孤静静地立着，只穿一身单薄的旧衬衣，大气不出，窝着肩膀，两片肩胛骨像困顿久了的蝴蝶，要从皮肤里破出来。
何止没着落，他心疼了不知几疼。
信是他从场部找回来的。
所以在清理污渍时不可避免看到几句，当下高兴变成疑惑，疑惑转向沉重。
情绪上的跌宕起伏，他比她早一步完成。
他甚至比她更早萌生出猜想：也许在重大变故发生之后，嬢嬢心里病了，忘记先前写过一封报丧信，所以才有三封一样的报丧信出现在这里。
如果真是这样，过去四年，一名病人，至亲不在身边，老妇人要怎么过下去？
杜蘅是不哭的。
见识过眼泪有多没用的人，不会再在海拔3500的大荒漠上浪费任何一点身体储水，锅炉高温也蒸发过她的眼泪，那场像蛆虫一样的大雪，一场眼部感染，榨干眼眶所有储水。
所以现在，她是一个少泪的人。
陈顺告诉她，香烟纸夹着一封不成样的信封里，上面是串北京地址。
即便不是嬢嬢笔迹，无论如何，他打算先打个电报，托北京的朋友帮忙找找。
尽管他这么说了。
尽管他给她带来了一点希望。
杜蘅心里不详的预感仍然在膨胀，无休无止，像宇宙不断膨胀一样，膨胀到使现实觉得十分拥挤，无地容身。
她惊觉北京竟是这么遥远的地方。
她还保有做囚犯的自觉。
从来不敢联系绍兴家中，担心自己的成分会给本就艰难的嬢嬢祖父再添麻烦，她不能这么做。
直到今年年后收到嬢嬢迟到四年的报丧来信，才敢把绍兴，把嬢嬢拿出来想一想。
在这之前她从不敢想从前，更不敢想绍兴。
“北京，太远了。”
杜蘅闭了闭眼。
太远了。
哪怕嬢嬢在那里，她也到不了。
何况嬢嬢未必就在那里。
但陈顺说，就现在，他带她上场部邮电局，拍电报。
他一刻也等不了，像军人听见他的集结号。
而她的寡默，就是他一生最警备的号角。
他粗疏的话如果经过修饰，会美得像宇宙所有星辰同时在打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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