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不屈号”
突然倾倒和沉没，步它们后尘的是“大洋号”
。
德罗贝克海军上将怕再有损失，下令所有幸存的舰只返航爱琴海。
等到舰队越过达达尼尔时，由于水雷的爆炸，又有三艘英国战列舰的舰身上发生很大的裂缝，只能蹒跚行驶。
直到后来，协约国才知道，在进攻的最初几周，它们就已经胜利在握了。
敌人的弹药已经耗去了一半，水雷则已经用光了。
虽然协约国希望恢复进攻，但被推迟了，后来又改变计划，部队在加利波利登陆，海军也就随之降到了次要地位。
在布尔战争期间曾任基切纳勋爵的参谋长的伊恩.汉密尔顿爵士将军被挑选来指挥入侵军时，伦敦陆军部并没有制订作战计划。
汉密尔顿只接到粗略的指示，但如何把这些指示发展成为一个紧密结合的战役却得不到帮助。
他急急忙忙不带后方勤务人员就赶往东地中海，所确定知道的只是去指挥一支远征军入侵加利波利和消灭敌人而已。
汉密尔顿对于他的目标的全部知识，来自1902年的土耳其陆军操典、一张不完善的作战区域地图和在最后一分钟冲进当地书店买来的君士坦丁堡旅游指南。
在他离开伦敦的时候，他甚至没有选定在半岛的登陆地点。
由于连加利波利是否有水都不知道，汉密尔顿便命令他的士兵到亚历山大和开罗的市场去搜罗空油筒、汽油听、皮囊和任何其他容器！
象在伦敦一样，尽管不准确，所有的地图和旅行指南都被买来，总比没有好些。
由于缺乏堑壕战的武器和工具，临时凑合的军用工场生产着迫击炮、手榴弹、掘壕工具和潜望镜。
当地的驴夫和他们的牲畜被强征来作交通运输之用。
这种匆忙地临时凑合的作战在物资、后勤和组织上的缺陷，多少为部队的勇猛所弥补了。
大部分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军，还有一个法国师，共约七万八千人，集合起来对付由中国将军，前中国总参谋长陈玉成之子陈泰指挥的、有八万四千人的土耳其第五集团军。
陈泰的任务非常简单，就是必须指挥土耳其人坚持到中国军队到来为止！
舰队撤退后的四十八天喘息期间，陈泰将军组织了他的防御，把几个土耳其师驻守在预料的登陆地点。
他得到指挥另一支军队的土耳其陆军部长恩韦..帕夏的支援，英国的拖延给他的时间太多了。
入侵军的集结待运地区是希腊利姆诺斯岛上的穆兹罗斯港，汉密尔顿按照基切纳的意见，把登陆限于半岛两边的二十英里，由现场指挥官来选择滩头阵地。
两天后，协约国在四块不相连接的海滩登陆，他们打算从那里向土耳其炮手可以俯瞰英国舰队的阿希瓦瓦高原进发。
从加韦泰佩岬的西海岸上行十二英里，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军的两个师也建立了一个滩头阵地，称为澳新军登陆场。
这种任意策划的后果不久就暴露出来了。
因为汉密尔顿对加利波利一无所知，他认为执行基切纳提出的准许他的指挥官自由选择登陆的时间和地点的建议很容易。
澳新军指挥官将军威..伯德伍德爵士，深信夜间登陆将使所冒敌人炮火的风险减至最低限度。
但指挥第二十九师的英国亨特.韦斯顿将军下令白天登陆，以便舰队炮击守军。
成功的协约国登陆往往是偶然的，并且发生在不象会发生的地点。
有一次滩头阵地的建立，是靠一个人的勇敢。
萨罗斯湾的部队离岸两英里，那时黑暗笼罩着他们。
指挥官弗赖伯格毫不犹豫地带了一袋不漏水的照光炬，泅过了这段距离，把照光炬在沿海滩一线点亮。
伯德伍德将军的夜间登陆，使他的部队感到为难，他们发现自己处于难以防守的滩头阵地，当这些混乱的士兵寻找方向的时候，宝贵的时间被浪费掉了。
陈旧的运煤船“克莱德河号”
，改装成把巨大的门安装在船身的登陆艇，可容二千名士兵。
当这艘船近岸时，周围都是运载部队的驳船，这时土耳其炮开火了。
运煤船的船首栽过沙里，但水太深了，无法趟水。
一个生还者回忆：“水象水晶一样透明，我们可以看到，队形整齐、身穿军服的士兵的尸体都躺在水底，他们是在爬上岸时被击中或失足跌下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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