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政俗，日趋败坏，人民逃亡。
骆统出于忧国恤民的满腔热忱，奏请孙权及时寻求补复之计，使残余之民得有活路。
由于骆统所言，切中时弊，故孙权深受感动，乐于接受，表明孙权时问题虽多，但统治者尚有一定程度的朝气和作为，故不畏指摘其短。
再看孙权的实际言行，比如《三国志》卷47《吴主传》载：
赤乌三年（240年）春正月，诏曰：&ldo;盖君非民不立，民非谷不生。
顷者以来，民多征役，岁又水旱。
年谷有损，而吏或不良，侵夺民时，以致饥困。
自今以来，督军、郡守，其谨察非法，当农桑时，以役事扰民者，举正以闻&rdo;。
……冬十一月，民饥，诏开仓稟，以赈贫穷。
《吴主传》注引《江表传》载权赤乌十年（247年）孙权诏曰：
建业宫乃朕从京来所作将军府寺耳，材柱率细，皆以腐朽，常恐损坏。
今未复西，可徙武昌宫材瓦、更缮治之。
由上二诏，可知孙权尚有一定程度的恤民节用措施。
但从孙亮（252至257年在位）、孙休（258至263年）以降，特别是至孙晧统治时（264至280年），每况愈下，积弊重重，屯田军民与广大农民倍受盘剥，苦不胜言。
例如孙休在永安元年（258年）下诏说：
诸吏家有五人，三人兼重为役，父兄在都，子弟给郡县吏，既出限米，军出又从，至于家事，无经护者，朕甚愍之。
其有五人，三人为役，听其父兄所欲留，除其米限，军出不从。
以上所说的吏家，即下吏之家。
有五口男丁的吏家竟常有三人在外服役，而且还照旧缴纳限米，所以连孙休也感到太苛重，因而下诏削减一人服役。
诏书是这样说的，是否能执行还很成问题。
不过，吏家尚且负担如此苛重的兵役徭役，自耕农户和屯田兵民之家自然不会比此更好，只有更坏。
继孙休之后的孙晧，是著名的暴君，史书所记其虐民事迹，至今读之，犹令人发指。
对此，本书第十一章已有所介绍，这里就涉及屯田问题，再作些说明。
如《三国志》卷65《贺邵传》载贺邵给孙晧上疏言当时的军民疾苦状况说：
自登位以来，法禁转苛，赋调益繁；中宫内竖，分布州郡，横兴事役，竞造奸利。
百姓罹杼轴之困，黎民罢无已之求，老幼饥寒，家户菜色。
而所在长吏，迫畏罪负，严法峻刑，苦民求办。
是以人力不堪，家户离散、呼嗟之声，感伤和气。
又江边戍兵，远当以拓土广境，近当以守界备难，宜特优育，以待有事，而征发赋调，烟至云集，衣不全裋褐，食不赡朝夕，出当锋镝之难，入抱无聊之感。
是以父子相弃，叛者成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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