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留京公车，如复生同年、吴镜云、李子彦、刘裕轩、曾爱堂诸人，尤为清苦异常，皆万不可向其索取，即送来亦可退还。
盖我欠别人之账，既不能还清出京，人欠我之账而欲其还，是不恕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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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谚，破家值万贯。
京宦十四年，尤其做了大官之后，曾国藩自然会有些积蓄。
可绝不是乡人乃至亲友们所想象的银钱。
在给诸弟的家信中，曾国藩自况道：
我仕宦十余年，现在京寓所有惟书籍、衣服二者。
衣服则当差者必不可少，书籍则我生平嗜好在此，是以二物略多。
将来我罢官归家，我夫妇所有之衣服，则与五兄弟拈阄均分。
我所办之书籍，则存贮利见斋中，31兄弟及后辈皆不得私取一本。
除此二者，予断不别存一物以为宦囊，一丝一粟不以自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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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还乡之际，一身旧债，33两袖清风而已，曾国藩可称清官矣。
显宦高官做了十几年，到头来身背积欠，两手空空地还乡，在许多人看来，他这个官做得没味道。
但今天商业社会所崇尚的金钱，却远不是那个时代衡量个人事业成功与否的尺度。
传统社会的主流文化是儒家文化，而儒家文化为知识分子（当时称作士）树立的人生理念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丁忧回乡那一年，曾国藩42岁，已经过了他人生的中午。
以仕途衡量，以一农家子做到二品大员，他算得上是成功者。
以事业衡量，十几年循资升迁，庸碌无为，少有建树，他又是失败者。
但以儒家所重的道德文章衡量，他却是厚积薄发，有着长足的进步，为其后半生的事业，奠立了深厚的基础。
少年时代的曾国藩，生活在一个闭塞的山村之中，尽管祖父与父亲鼓励他读书，但在家塾与乡塾中，除八股制艺外，没有条件博览群书，更难得接触学识优长的师长与朋友。
独学无友，则孤陋寡闻，曾国藩于此刻骨铭心，后来曾在致诸弟的家信中谈及自己的感受：&ldo;乡间无朋友，实是第一恨事。
不惟无益，且大有损。
习俗染人，所谓与鲍鱼处，亦与之俱化也。
&rdo;34&ldo;兄少时天分不甚低，厥后日与庸鄙者处，全无所闻，窍被茅塞久矣。
及乙未（即道光十五年，是年曾国藩会试落第，在京读书）到京后，始有志学诗古文并作字之法，亦洎无良友。
近年得一二良友，知有所谓经学者、经济者，有所谓躬行实践者，始知范、韩可学而至也，马迁、35韩愈亦可学而至也。
慨然思尽涤前日之污，以为更生之人，以为父母之肖子，以为诸弟之先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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