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只能通过课读，向弟子们传授他的理念，虽赍志以终，但数百年后，其学说被定于一尊，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影响，至深且巨，可谓大成功者。
曾国藩亦遭逢大乱，以一介书生出任艰巨，艰难竭蹶，力撑危局，最终敉平大乱，再造中兴。
在事功上，他比孔夫子幸运，在文化理念上，他也无愧于孔夫子的传人，是位真正的儒者。
生当衰世，他以陶铸人才、转移风气为己任，坚执理念，躬亲实践，最终实现自我，成就为一代伟人。
历史上很多思想家、政治家都是他们那个时代的人杰，他们厕身官场，虽也不能不过科举这道门槛，可他们的学问、思想、理念，皆得自对儒家经典的刻苦研读，故其为官，皆抱有社稷苍生的大关怀。
他们一代代传承给后人的，是文天祥诗中所阐扬的那种沛乎于天地苍冥之间的浩然正气，生生不息，涵养着中华文化存亡续绝之生机。
笔者在阅读与撰述曾国藩的过程中，每每能感受到这股正气的激荡，心胸如洗之际，俗念褪色，境界提升。
儒家学说能为历代精英所崇奉，主导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长达两千年之久，必有其过人之处，其中必有超越时代、种族、文化的普适性价值。
余英时先生称之为道1，李幼蒸先生则定义其为&ldo;仁学&rdo;2。
近些年来，学界关于自由主义、宪政主义的讨论很热，纷纷为中国的社会转型谋出路。
最近刘军宁等又提出中国需要一场真正的文艺复兴，它不是要复古，而是要在古典文化中寻找普世价值，同时让普世文化在本土传统中扎下根来3。
笔者在叙述曾国藩的思想时，也曾涉及到普世价值的问题，如恕道，故亦愿就此发表一点看法。
人类对待世界的基本态度是保守主义的，如赛西尔所言，人之心灵具有天然的守旧倾向，依赖经验，厌恶变化，这源于他们对于未知事物的怀疑，因为未知事物意味着不确定性，从而具有风险。
故所有改良社会的理想都是打着复古的旗号进行的。
譬如孔夫子动辄颂扬三代，亟称&ldo;郁郁乎文哉，吾从周&rdo;，等等，而其《论语》中的思想则全然不同于三代。
又如宪政主义者所津津乐道的大宪章，&ldo;不过是系统地表述和肯定了这个王国的古代法律和习惯罢了&rdo;4，但却由此开启了后世宪政的先河。
所以，先不忙高扬什么自由主义，而要为保守主义正名，保守主义珍视传统与经过验证的基本价值，崇尚有道德的生活，主张渐进改良，是有效防止激进主义把社会引向灾难的制动器。
也先别奢谈什么文艺复兴，出什么大师，大师之所以成为大师，是因为他站到了前贤的肩膀上，才看得更远。
胡适是中国自由主义当之无愧的先驱，可也是他最先提出整理国故，为什么?若漠视国故，直接借助西方的思想资源解决中国的问题，五四以来的历史已然证明，非邯郸学步，即淮橘成枳。
文化废墟上复兴不了文艺，也出不了大师，因为缺失自身的思想资源。
帝王们为了统治而利用儒学，但彼儒学非此儒学，与学者无关。
所以要紧的不是纠缠于意识形态，而是读通我们自己古典大师们的原著，把为非普世价值颠倒了的是非恢复过来，如孔孟，如二程，如朱子，如理学。
儒学能造就出一大批曾国藩式的志士仁人，表明了古典文化强大的生命力与自我修复功能。
研究，读通原著，揭示出其中的普适性价值，立足本土，方可为多元文化的融会贯通打好基础。
既是普适的，就是普世的，也就是相通的，无所谓移植，无所谓扎根。
这部评传，就是读原著，读第一手史料的成果，它所呈现给读者的，是一个更为接近历史本来面目的曾国藩。
&ldo;嘤其鸣矣，求其友声&rdo;，还有更多的历史人物有待研究，有待于公正的对待，泛政治化的阴霾散去，历史恢复其本来面目，人们才会有健全的心智与正常的思维，坦然面对世界，面对过去与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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