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代初，普通老百姓的伙食水准每月也就10-20元左右，父亲在押期间基本就和连队战士的一样。
由于牙都掉的差不多了，许多菜和肉类不能吃，那麽多钱都用到哪里去了？但也有特例。
有时三伏天突然买来一只北京填鸭说是给父亲改善生活。
哪时也没有冰箱，一顿吃不完第二天就变味了。
父亲提醒他们：牙不好，以后这些不好消化的东西就别买了，得到的却是一顿冷嘲热讽。
关押期间本身活动就少，加上吃了这些不新鲜、不好消化的东西，不是拉肚子就是长期肚子涨气，消化系统一直不好，这也为父亲晚年的胰腺癌埋下了伏笔。
父亲的问题还株连到一大批军队干部。
广州军区执行粤东作战等任务是通过总参作战部下达的，广州又是林彪四野的老巢，自然逃不了干系，许多干部至今都还背着沉重的包袱。
特别是总参作战部&ldo;防突办&rdo;的同志，有的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有的甚至被强迫上了测谎器，受尽折磨、屈辱和摧残。
因父亲问题，家里受到严重株连。
母亲长期被单位隔离、批斗。
我们兄妹四人被部队清除。
毕业于清华电子系的大哥刚入学就被告之毕业后将分配到海军雷达兵部。
毕业时正赶上父亲出事，被送回原部队后不予安排，先是部队农场做饭喂猪，随后做复员处理。
在空军当雷达排长的二哥复员后被安排到广州郊区石井的一个小煤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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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妹妹同在一个部队（陆军124师），那里已没有我们立锥之地。
尽管部队领导都曾是父亲的老部下，但在大是大非面前，他们最多也只能表示同情。
更多的人，特别是政工干部，即使过去对我们很主动，这时见面也恍如隔世，一脸旧社会。
从领导跟我的谈话中我感到，我和妹妹的言谈行动受到跟踪监视。
开始不让我在战斗连队呆了，说是那里有军事机密，我被发配到师教导队（那时我这一类人在复员前大都放在那里）。
好在教导队里除主要领导外，其他干部多多少少有点缺陷，不是家里成分不好，就是犯点小错误，与我同病相怜，都能相互理解倒也相安无事。
部队是无法留我们这种人了，妹妹不是干部很快就被处理了。
我复员正赶上&ldo;批林批孔&rdo;，在机关安排工作想都别想，连广州的工厂都拒不接收我们这些&ldo;问题子弟&rdo;，最后，只能去广东花县与从化县交界的，一个叫百步梯的山沟小厂当工人。
其实回到地方也不太平。
说实话，我们这些从小在部队里长大的孩子，家里遇到这样子的事情，尽管部队一些干部对我们有所防范，保持距离，但不至于撕破脸，多少还能得到些许的&ldo;保护&rdo;。
回到地方可不一样了，我们真正体会到了世态炎凉，领教了任人宰割的滋味。
由于我和妹妹从部队复员得早，在工作单位，尽管我们的言行举止已经小心再小心，由于是&ldo;问题子女&rdo;，每逢&ldo;运动&rdo;来了还免不了受到&ldo;关照&r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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