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优势兵力指挥官而言，如计画面面俱到，意图打一场毫无风险的战争，反而会丧失诸多大好良机，浪费宝贵时间；时间对战略而言相当于战术上之兵力。
海尔赛将军行事冲动，虽多次失利，但人们总是记得他对战略（担任西南太平洋舰队指挥官时）与战术（担任第三舰队指挥官时）两者间运用自如。
但如将历史上战术指挥官排列名次，海尔赛洛于史普鲁恩斯之后。
史普鲁恩斯作战时颁布细密，行事果敢。
状况判断之功能永远不变。
状况判断对战术决心之影响力依然重要，但绝非决心制定之依据。
劣势兵力在作战时难以避免地会面临诸多风险，对指挥官而言，状况判断之重要性在于提供依据，俾能承担风险。
以下探讨之主题相当重要，笔者之态度将较1986年时更加审慎。
许多因素加速了金融、交通、商务资讯之流通，决策亦然。
新知识产生之契机与竞争优势，以及大趋势与大进步等言论充斥于耳。
美军亦拥抱商业网路科技的果实，俾使决策能快速精确地传达至遍布四处之部队，无论在时间、地点或网界（亦即电子资讯之管道与节点）上均需达到精确性。
然商业竞争取决于资讯交换合作，资讯作战则在摧毁敌军资讯。
资讯科技的确影响了美军战略：n效应只是一项结果。
就平衡观点而言，两军交战时，指挥管制仍将面临指挥管制反制措施之制衡。
故就战术言之，未来指挥决策与以往相较并无多大进步。
作战时，舰队指挥官须将决心制定之速度与执行决心之可靠性谨记在心。
克里维德（artvancreveld）在其「战争中之指挥」（andwar）一书中，研究了从古至今地面战之指挥。
渠指出不确定性系指挥体系必须因应之重要问题。
但渠在文中写道：「本项研究最重要之结论为，科技决定论事实上在吾人面临不确定因素时，从未主导因应方式之选择。
」从烟号到电报，以及从无线电到通信卫星，对识见不明之军事组织而言，科技反而是种陷阱。
故吾人应如克里维德所言，「了解科技之限制，从而找出遂行任务之方法」[原注：creveld，pp268and274-75]，而不是依据可用之科技制定相对之行动。
以往解读旗号与灯号再据以行动所需之时间，是否与今日部署范围广泛之机舰作同样动作所需时间相当？吾人是否还记得，帆船时代作战时产生之烟雾影响信号解读能力？vhf无线电只因通信室与驾驶台间线路出了问题而无法操作？反潜飞机因少了uhf晶体或正确之通信计画而无法进行通联？吾人须谨记海军战术资料系统（navaltacticaldatasyste）之经验，电子邮件与其他电子传输方式亦时有失效，敌人亦可干扰通信或对电脑网路散布病毒。
与潜舰通信并不容易。
武器射程与威力使编队间距大幅增加，而开阔之编队亟须仰赖通信卫星，但可靠度并非百分之百。
故结论如下：尽管通信之速度与容量有大幅进展，但战时指挥与管制部队之能力可能未有多大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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