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周学熙的努力，&ldo;直隶工艺总局自成立后，到1907年袁世凯离任时止，计创办者有：高等工业学堂（初名工业学堂）、教育品制造所、劝工陈列所（原名考工厂）、实习工厂、劝业铁工厂、种植园、造纸厂、劝业会场、北京第一、第二小学堂、工厂附设夜课所、仪器讲演会、工商研究所、工商讲演会、工业售品总分所及销售处、津益拍卖处;助办者有：初等工业学堂、织染缝纫公司、造胰（即肥皂）公司、牙粉公司、玻璃厂;提倡者有：艺德学堂两处、织布工厂八处、木工工厂两处、造胰工厂一处。
又本省府厅州县工艺各局开设六十五处，须由总局传习指导，深入民间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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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力发展工商业的同时，袁世凯也十分注重农业的开发。
在天津收回之前，袁于1902年在保定设立农务局，总司全省农业，袁还要农务局派员赴日本考察农业和蚕业，并在农务局下面附设了农事试验场，购买农业机械，聘请日本农学专家为指导;农务局还附设有农业大学堂和农业传习所，&ldo;专课蚕桑、森林，并讲授农政、农学要旨，以为兴办农会之预备。
&rdo;1907年，农务局联合官绅成立了直隶农务总会，&ldo;志在联络官绅，讲求农务，使农产日形发达，以收裕国富民之效36。
&rdo;截至1908年，该会编印发行《栽桑捷法》四千册、《养蚕捷法》三千册，翻译国外农学教科书十三种，所编《农话报》月销量达二千二百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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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大办实业如此成功，既要归功于周学熙等人的努力，也离不开袁世凯对他们的信任和放手使用。
所以领导人光知道人才重要不行，光爱惜人才也不行，更重要的在于知道如何放手使用，使人才得以施展其所长。
袁世凯在这方面无疑是高手，他之任用严修、周学熙就是明证。
北洋新政的第三个突出方面在于军制的改革上面。
即改传统的募兵制为现代的征兵制，并将军制统一，把直隶杂乱的兵制统一为北洋常备军。
在袁世凯的改革之前，清廷一直实行募兵制，在这种军制下，当兵并非社会义务，而是为了&ldo;吃粮&rdo;，成为社会无业人员和无法依靠土地谋生的农民的一种谋生手段，其军事素质和战斗能力可想而知。
北洋新政期间担任袁世凯军事顾问的日本军官坂西利八郎曾在中国呆了二十五年，讲一口流利的中文，是个中国通，他对晚清民初的中国士兵是这样评述的：
中国士兵的军饷普通是一个月六元钱，其中扣除伙食后也就仅能拿到一元或不到一元钱。
有时还到不了这个数。
作战时说是给增加军饷，但不仅增加不了，甚至连原来的饷也发不了。
这样，当兵的慢慢也就学乖了。
中国当兵的把军饷叫作&ldo;卖命钱&rdo;，士兵们经常是互相谈论着，&ldo;喂!你今天领到多少卖命钱?&rdo;&ldo;我们只拿到两毛钱!&rdo;到了战场上乒乓地放上两枪，&ldo;够上两毛钱啦!&rdo;大家就开始往回跑。
这种情况到处都有。
……战争对士兵来说一无所得，为这个战死太不值得，要是能得到五毛钱或一块钱才好。
但轻易捞不到一块钱，也就是毛钱，那就只好给多少钱打多少钱的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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坂西的话固然带有帝国主义分子的偏见，但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中国旧式军队的弊端：素质差、军饷低、战斗力低下。
晚清军队在洋务运动过程中逐渐配备了洋枪洋炮，装备上并不差，但从甲午和庚子对列强的作战中，数量几倍于敌的中国军队往往一触即溃，再明显不过地说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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