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动乱趋于平息，袁世凯电告李鸿章暂缓增兵，并会晤大鸟圭介，据袁发给北洋的电报，双方会谈情况如下：
凯谓，韩国乱事已渐平，我国兵拟早撤，以免暑雨。
如果听到日本派遣大兵，自然也将增兵前来。
因相互防备，必生嫌隙。
倘若在韩西方人伺隙播弄，或西方人也派兵来候收渔利，不但韩国危急，对中国日本亦必有损。
中日和睦，亚洲大局可保。
倘若互生嫌隙，徒然自害。
我辈奉使，应统筹全局以利国家，岂可效武夫庆幸多事?我深知必无利，故尚未调一兵来汉（城）。
大鸟回答说甚是，我正好有相同见解。
我国政府把韩国匪徒看的太重，（所以）才从速派遣大兵，我年逾六旬，岂能愿意生事?……我们二人就此约定，我除八百（士兵）外尽力阻止增兵，你也发电阻止中国增兵，我二人在这里必可推诚商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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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所贯彻的是清廷和李鸿章的意图：韩乱将平，双方可依《天津条约》同时撤军，相安无事。
大鸟则完全是虚以委蛇。
早在5月，日军即已秘密动员。
6月1日（旧历四月二十八日），日本政府在得知朝鲜正式向清廷请援的当日，即召开了内阁会议，并请日军参谋总长等军方要人参加，决定以保护使馆和侨民为名出兵朝鲜。
其行动策略是：在外交上&ldo;尽可能居于被动者地位，事事使中国成为主动者&rdo;，&ldo;极力避免和第三国发生纠葛&rdo;;在军事上&ldo;力争居主动地位，一切要先发制人，以便处处陷中国于不利地位67。
&rdo;会后即着手组成指挥战争的大本营。
朝鲜国内局势稳定后，日本也根本不打算撤军，而是训令大鸟按原定计划继续增兵朝鲜。
大鸟之所以与袁订约，为的是在朝日军人数还不足以形成对清军的压倒性优势之前，麻痹中国，延缓清廷的增兵速度，占据先机。
在此次约定之后，日本仍源源不断向朝增兵，到六月底，在朝日军已有陆军万人，兵舰七艘，集中在仁川、汉城一带，构筑工事，准备作战。
日军在朝鲜站稳脚步之后，即按其既定方针，向清廷提出共管朝鲜的三端建议：（1）日、中共同会剿东学党;（2）日、中共同改革朝鲜内政和税务;（3）日、中共同训练朝鲜军队。
三端之外还有两个附加条件，即无论清廷同意与否，日本决不撤军;清廷不同意共同改革朝鲜内政，日本将独力进行68。
李鸿章则指示驻日公使汪凤藻，&ldo;韩贼已平，我军不必进剿，日军更无会剿之理。
乙酉伊藤与我订约，事定撤回。
又，日韩条约承认韩国自主，尤其没有干预内政之权，均难于条约之外另商办法&rdo;，拒绝了日本的建议69。
李鸿章试图以公法和条约制约日本，孰不知日本对此有利于己则用，不利于己则废;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把两国间的条约视同无物。
李鸿章见中日交涉撤军已不可能，遂转而求助于列强调停，迫日撤军。
此后一段时间内朝鲜的局面是：日本积极备战增兵，中国则无所作为，坐待各国调停。
事态的发展竟好像完全是按照日本的行动策略进行的，即外交上中国积极，日本消极;军事上中国消极，日本积极。
如果说中国在军事上本来还有机会的话70，随着时间的流逝，甲午之战的败局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甲午战争失败的原因错综复杂，但外交上的失误绝对是重大起因之一71。
清廷昧于潮流与时局，顽固坚持&ldo;天朝‐‐四夷&rdo;的过时观念，固步自封，失误不断。
在朝鲜问题上，不明公法，放弃宗主国之责任于前，不知变通于后，最终陷入了自己没有准备且不情愿进行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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