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人都晓得我前半部的功名事业是老师提挈的，似乎讲到洋务，老师还不如我内行。
不知我办一辈子外交，没有闹出乱子，都是我老师一言指示之力。
从前我老师从北洋调到南洋，我来接替北洋，当然要先去拜谒请教的。
老师见面之后，不待开口，就先向我问话道：&ldo;少荃，你现在到了此地，是外交第一冲要的关键。
我今国势消弱，外人正联手以谋我，小有错误，即贻误大局。
你于洋人交涉，打配作何主意呢?&rdo;我答道：&ldo;门生只是为此，特来求教。
&rdo;老师道：&ldo;你既来此，当然必有主意，且先说与我听。
&rdo;我道：&ldo;门生也没打什么主意。
我想，与洋人交涉，不管什么，我只同他打痞子腔（痞子腔盖皖中土语，即油腔滑调之意）。
&rdo;老师乃以五指捋须，良久不语，慢慢才开口说：&ldo;呵，痞子腔，痞子腔，我不懂得如何打法，你试打与我听听?&rdo;我想不对，老师一定不以为然，急忙改口说：&ldo;门生信口胡说，错了，还求老师指教。
&rdo;他又捋须不已，久久始以目视我曰：&ldo;依我看来，还是用一个诚字。
诚能打动人，我想洋人亦同此人情。
圣人说言忠信可行于蛮貊，这断不会有错的。
我现在既没有实在力量，尽你如何虚强造作，他是看得明明白白，都是不中用的。
不如老老实实，推诚相见，与他平情说理;虽不能占到便宜，也或不至过于吃亏。
无论如何，我的信用身份，总是站得住的。
脚踏实地，蹉跌亦不致于过远，想来比痞子腔总靠得住一点。
&rdo;我碰了这钉子，受了这一番教训，脸上着实下不去。
然回心细想，我老师的话实在有理，是颠扑不破的。
我心中顿然有了把握，急忙应声回答说：&ldo;是，是，门生准定尊奉老师的训示办理。
&rdo;后来办理交涉，不论英俄德法，我只捧着这个锦囊，用一个诚字，同他相对，果然没有差错，而且还有很大收效的时候。
古人谓一言可以行之终身，真是有道理。
要不是我老师的学问经济，如何能如此一语破的呢?65
然而在19世纪殖民主义大行其道的时候，同豺狼讲诚信可乎?曾、李均由进士而翰林，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以诚信立身待人固然是君子所应为，但以此作为对待列强的法宝，未免迂阔。
实际上李鸿章在外交上也并未完全遵循曾国藩的教诲，而是&ldo;与洋人交，略为参用痞子手段&rdo;;看他对待更为弱小的朝鲜的所为和对大行外交权术的袁世凯的倚重，就可知所谓&ldo;诚&rdo;字完全是迷惑列强的障眼法。
但不知什么原因，李独对貌似谦恭，内藏诡诈的伊藤怀有好感。
乙酉年天津谈判时，李落入伊藤的圈套而不自知，事后反而致函总署称赞伊藤是个人才，颇有惺惺相惜的意思。
君子可以欺其方，东学党的起义已如火如荼，诡谲如伊藤者能不知道?个人的私交再好，在国家利益冲突面前也要让步。
李鸿章一误再误，事后仍不醒悟，遂又有中俄密约的产生，贻害无穷。
当然中国外交失败的责任也不应全由李鸿章来负，国家外强中干，办外交的人腰杆子想硬也硬不起来，外交斗争归根结底也是国家实力的较量。
相反，袁世凯的头脑要清醒得多，他那套纵横捭阖的权术在朝鲜的外交战场上一直没落下风，但真到了兵戎相见之际，没有强有力的军事为后盾，他亦陷入困境，难有作为了。
6月9日，大鸟率四百名日军抵达仁川，翌日到达汉城;同时，派赴朝鲜平乱的聂士成、叶志超部清军也相继抵达距汉城一百五十余里的牙山。
此时，东学党被政府军打败，又迫于清军大兵压境，内部产生了分裂，全?准遂与政府军议和，并于6月12日率起义军退出全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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