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李仙得的贷款活动，袁料定没有中国和朝鲜海关的担保，李断难成事，所以并不急于放出诱饵，而是请假回乡省亲，一走就是多半年。
翌年（1892年）5月，袁回到汉城。
此时李仙得四处告贷无门，已被拖得疲累不堪;而朝鲜欠德国商人的债务已经到期;朝鲜驻美、日使馆已无维持经费，不断向国王告急。
袁世凯看火候已够，方向前来拜访他的内署督办闵泳骏、外署督办闵种默表示：&ldo;倘有正宗要需，不妨商请中国设法，切不可再向他国贷款，致贻后患。
&rdo;国王果然入彀，袁迅即电告北洋和总署，建议以华商（而非政府）的名义低息贷款十万元给朝鲜偿债：
查韩国贷洋债，固应阻止，然惟有中国提供贷款，始有词阻其向外国贷款，而且可固持其海关权利，只是在韩的中国商人，断难凑此巨款。
听说出使经费存在上海的甚多，拟乞商议总署下令拨十万两贷给韩国，利息订低一些，假托在韩中国商会之名与韩海关妥订合同，按月由税务司于所征税金内分划本息解送上海，并由凯与闵种默等监订印押，必不致巨款虚掷，尤可坚固驭属的权利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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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之建议两天后即获清廷批准，且利息低至六厘（日本银行利息此时为二分半）。
袁即与闵种默商定此贷款按八十个月期由韩海关收入中扣还，&ldo;此后不许再以关税划抵他国债务。
&rdo;朝鲜政府内对此项贷款有争议，闵商镐、葛累好士等反对，认为&ldo;由海关划归，必受钳制&rdo;;闵种默、郑秉夏等支持;国王则迟疑不决，但终于抵挡不住债务的压力和低息的诱惑，同意以郑秉夏（时任转运漕米御史，为国王亲信，亦为袁在宫中的眼线之一，所欠德国的债务即为漕运船脚费用）名义告贷，与袁世凯代为选择的在韩华商同顺泰号于8月20日签订贷款合同，清廷于次日批准由上海江海关以库平银十万两支付，9月8日交付，解了朝鲜的燃眉之急。
德债刚清，所欠日、美债务利息又届到期，韩王遂又派郑秉夏找袁商贷。
袁认为&ldo;贷的愈多中国权利愈增。
前次贷款，只由仁川税司扣偿，倘若再贷，拟商由釜山税司分扣，如此则海关权利（的控制）又进一步&rdo;，建议总署允贷。
清廷自然批准，遂于11月再贷给朝鲜十万元。
由于袁世凯在朝鲜外债到期，窘急无计之际，干脆利落地办了这两笔低息贷款，解了王室的燃眉之急，袁与朝王室十分紧张的关系大大缓和，他在电报中颇为自信地告诉李鸿章，国王在年底会晤他时，&ldo;情意甚为殷切，嘱付凯遇事指教，务期中、朝没有一点芥蒂，现在深知凯待韩国甚厚，以往各事请毋介意……。
近来自从贷款二十万，韩国君臣感激欣悦，凯乘机联络开导，与权贵闵泳骏、泳达、郑秉夏等均关系友善。
骏等屡屡劝谏王妃，诚心事奉中国，信待凯以自保。
国王、王妃都渐渐感悟。
倘若能够长久持有此种见解，东方事务可望逐渐理顺53&rdo;。
清韩关系似又进入了柳暗花明的阶段。
然而此时，蛰伏了近十年的日本自觉力量已足以战胜中国，又蠢蠢欲动起来。
此时袁世凯在朝鲜的主要任务，不光是阻遏王室的自主倾向，还要帮助朝鲜应付日本的挑衅和威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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