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出潘汉年所料，有些人感到是党和政府的关怀，把她们救出了火坑。
但也有不少人进来后大哭大闹，有的还设法逃跑。
她们要抽烟，要喝酒，有的还有毒瘾;她们把晚上当白天，把白天当晚上，互相吵架厮打，甚至我们女干部在劝架中也被她们打伤。
我们用潘汉年的指示教育干部，做耐心的工作。
给这些妇女讲党的政策，讲革命故事，安定她们的情绪，帮助她们改变生活习惯，医治性病，并组织她们学文化和参加生产劳动。
潘汉年很关心这项收容工作。
几天后，我们去市政府向他汇报，他说：&ldo;你们一定要耐心地做教育工作，工作人员要取得她们的信赖。
我们不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做过舞女的教育工作，从中培养了一批积极分子吗?她们是被侮辱、被迫害的，一旦觉悟，就会懂得人民政府为了挽救她们的好意。
&rdo;又鼓励我们说：&ldo;你们做了这样艰苦的工作，社会会感谢你们，历史会感谢你们。
我相信你们会取得成功。
&rdo;
事实正是这样。
她们学文化、学生产技术，两年后，走上了工作岗位，不少人建立了家庭。
当时，娼妓在上海不复存在了。
通过多方面的改造，党和人民政府的威信，在人民群众中大大提高。
潘汉年在这方面花了不少心血。
三
1955年初，有一次在延安西路33号市委礼堂开会，宋日昌副市长告诉我：潘汉年向市委推荐，调我去市政协当副秘书长。
当时，党中央决定将上海市委第二书记刘晓调任我国驻苏联大使，原市协商委员会副秘书长梅达君到大使馆做参赞。
协商委员会机关没有党员负责人，潘汉年那时是市委第三书记，主管政协工作。
1954年，党中央将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发交各省、市讨论，上海组织几千人讨论，提修改意见，主要由协商委员会负责。
我曾参加了组织工作，对协商委员会和各方面人士比较熟悉。
&rdo;我想调我去，可能与这方面有关。
1955年3月下旬，市委召开常委会讨论成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上海市委员会的委员、常委的名单，通知我去参加会议。
想不到这次会议竟是我和汉年同志最后一次见面。
约十多天后，潘汉年在北京被逮捕。
市委在4月召开的局级以上干部会议上，宣布他为&ldo;反革命分子&r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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