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问陈有没有把握?他说丁有威信，为人正直，从你认识的&ldo;海关长征团&rdo;的同仁也可以知道，绝大多数海关职工是爱国的，所以只要有丁关长下决心，起义是完全有把握的。
我立即向潘汉年作了报告，他喜出望外，说这是一笔&ldo;意外之财&rdo;，于是当天就向中央请示，并很快得到了恩来同志的很明确的指示，就是只要把全部档案和物资保留下来，上海解放后仍由丁贵堂任关长，起义的干部职工原职原薪不变，这样，事情很快就解决了。
知道这事的只有潘汉年、许涤新和我3个人。
上海解放后，许涤新（他是财经接管委员会副主任）就和丁贵堂接上了头。
遗憾的是上海解放后陈一直没有找我，失去了联系，去年我问过现在成都的叶厥苏同志，他也说广州分手之后他们之间就没有来往了。
52他把我们凝聚在党的周围
荣毅仁
我第一次见到潘汉年同志是在1949年6月2日，陈毅市长在上海中国银行四楼会议室召开的有几百名工商界人士参加的座谈会上。
会议开始前，在座的盛康年同志领我到陈毅市长和潘汉年副市长跟前，介绍我认识他们。
只见陈毅同志气宇轩昂，豪爽幽默;而汉年同志文质彬彬，一副学者模样。
会议间，陈市长和潘副市长都作了重要讲话，大意是阐说了解放、建设大上海的伟大意义，宣传、解释了共产党的&ldo;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rdo;的工商经济政策，要求工商界人士把惶恐、忐忑的心情安定下来，和人民政府积极配合，发展生产，恢复市场。
初次见面时虽未深谈，但两位领导同志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过了几天，盛康年对我说，潘副市长希望约个机会同我碰碰面，一起谈谈，彼此熟悉一下。
我心里思忖：虽然听过陈市长和潘副市长的讲话，但对共产党的经济政策到底如何具体化，他们到底会怎样对待工商界，还不是很放心，能有机会当面谈谈再好不过。
特别是得知汉年同志把约见的地点安排在盛康年岳家周府，心里很高兴，因为对我来说这样的环境是适宜的。
那天见面之后，大家海阔天空地聊了起来，既谈正事，也说闲话。
汉年同志阅历丰富，才思敏捷，说起话来不紧不慢，引人入胜。
我拘谨的感觉很快消失，思想上、精神上轻松自如起来，大家的话也就越来越多。
不觉已时近黄昏，盛康年就顺便请吃晚饭。
席间，汉年同志像和熟人谈家常一样，随和而又实事求是地讲了国家的困难，上海的困难，鼓励工商界尽快消除疑虑，恢复生产，恢复经营，为建设新上海多起作用。
和汉年同志的初次深入接触、交谈，使我相信共产党决不会像谣言传闻那样对待工商界，也使我体会到，汉年同志以一个共产党副市长的身份，能用促膝谈心的方式，和我们这些工商界人士坐在一起，宣传政策，倾听意见，这在旧中国是无法想象的。
从汉年同志的身上我看到了共产党员的胸怀和品质，看到了共产党建设新中国的抱负，我的心向党靠近了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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