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冬到1949年初，国内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蒋介石下台，李宗仁当了代总统，南京政府派张治中、邵力子等到北平和谈，接着是&ldo;百万雄师过大江&rdo;。
我和潘汉年、许涤新就在1949年4月底离开香港，回到北平。
我离开香港的时候，才把这件事告诉了乔冠华（我走后，乔接替我当了香港工委书记），要他负责和钱先生单线联系。
大概是在5月中旬，当我们南下前夕，恩来同志忽然对我说：邵力子先生向党中央建议，认为钱昌照是个人才，一定要争取，所以恩来同志要我拟一份电报，要乔冠华立即安排，请钱先生早日回国。
他大约是在1950年回到北平的，这之前，他是不是到过上海，我不知道，但他对上海资委会的人已经作了交代，这是可以肯定的。
因为上海解放后不久，就有一位资源委员会在上海的负责人（这位先生姓沈，名字记不起了）来和我联系，说资委会的全部物资和档案已经按照钱先生的安排，全部保留下来了，绝大部分干部都没有走，但是也还是有一些人被迫或者自愿地到台湾去了。
从1949年到1955年，汉年和我都在上海工作，和钱先生没有联系，直到1955年我到文化部工作之后，才有见面的机会。
&ldo;文革&rdo;之后，他同情我的遭遇，来往就更多了，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直到他去世之前，他和他的夫人几乎每个月都来看我一次。
他一直很乐观，他关心的是四化建设和国家统一，他在这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因为在台湾他还有许多资源委员会的同僚朋友。
他经常到各地去视察和调查，去世前还去过海南岛，并把自己的感受和设想向中央领导同志汇报。
前面说过的那位沈先生和我接头之后，我就介绍他去见潘汉年，因为潘是常务副市长。
至于物资、档案、干部由谁接管，这我不知道，大概是曾山同志为主任的财经接管委员会吧。
关于国民党政府的资源委员会的起义，我后来知道，除钱昌照外，在北方，资委会另一位负责人孙越崎先生也和我们地下党接上了关系，也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上海海关关长丁贵堂的起义，说来似乎有一点偶然性，话得从抗战初期说起。
&ldo;八一三&rdo;之后，上海海关的一批爱国青年组织了一个&ldo;海关长征团&rdo;，用歌咏、话剧、活报剧等形式宣传团结抗战，性质相当于一个文工团，一共有二十几个人。
这个团的负责人是叶厥苏，团员有邓爱珠、蔡鸿斡、陈琼瓒等，后来在上海牺牲的茅丽瑛，也参加过这个团。
1938年夏，该团到广州演出，叶厥荪到《救亡日报》来找我，要我给他们作一次时事报告，这样我就和这个团发生了工作上的联系。
同年10月广州沦陷，长征团解散。
1939年或1940年，陈琼瓒曾到桂林找过我，我给他介绍了工作，我和他们没有深交，当时大家都很忙，我对这件事也就渐渐从记忆中淡忘了。
可是8、9年之后，1948年冬，我在香港工作，陈琼瓒到《华商报》来找我，说他是得到上海海关关长了贵堂的同意，来找共产党的。
他说：上海海关有悠久的历史，现在还完整地保存着100多年的档案，一笔可观的库存，和许许多多爱国的、有经验的职工干部，国民党方面正在强迫他们去台湾，所以争取丁贵堂起义是十分必要的。
那时已经是淮海战役之后，连云南的卢汉、龙云，四川军和西北军的头面人物，也已经纷纷派人到香港和我们拉关系了，丁贵堂要寻找出路，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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