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便举一个例，比如陈修良同志的文章（指1988年《上海滩》上刊出的《党人魂‐‐记潘汉年》）中有一段话：&ldo;当时原国民党资源委员会和上海海关的主要负责人先后到香港与潘汉年联系，在潘汉年的部署下起义，使这两个系统的档案和美援物资完整地交我方接收。
&rdo;这两件事我都知道，也可以说我是参与了的。
这些事，1949年我和汉年从香港回到北平，就向中央和恩来同志报告过，但是汉年一直不让我们讲，他不止一次说：&ldo;吹捧自己的人顶着底。
&rdo;所以这些事就成了秘闻。
1948年八、九月间，有一次张骏祥同志（当时他也在香港）告诉我，说资委会的负责人钱昌照正在香港，准备到英国去讲学，他对当前的局势很悲观。
钱昌照在重庆时期我就认识，他对文艺、话剧有兴趣，和张骏祥、张瑞芳等都很熟，为人正直，事业心很强，所以我就把这件事告诉了潘汉年‐‐他当时代表华南分局领导香港工委的工作，1948年章汉夫调到天津去管外事之后，我是工委书记。
汉年听了之后立刻对我说，这是一件大事，赶快通过张骏祥约钱昌照谈谈，尽可能劝他留下来，不要去英国，更不要去台湾，将来可以为新中国建设服务。
资源委员会不仅在国内拥有大批美援物资，更重要的是他下面还有许多科技管理方面的人才，这是一个可遇难求的机会，你赶快去办。
这样，我就通过张骏祥约钱一起在九龙山林道的&ldo;雄鸡酒家&rdo;吃饭。
寒暄了几句之后，很自然地谈起了时局。
我记得话是从金圆券谈起的，他毫不掩饰地表示了对国民党政权的失望，颇有生不逢时之感。
于是我们就对他做了一些&ldo;政治思想工作&rdo;，主要劝他不要悲观，新中国的建设肯定要大批科技管理人才。
由于我还没有得到中央指示，当然不能谈具体问题，于是就由汉年把这件事向中央作了报告和请示（当时我们有两个地下电台，一在九龙，一在东江游击区）。
不到一星期就收到了周恩来同志回电，要我们劝钱昌照留在香港，并明确地指出，为了新中国的建设，我们希望资源委员会的工程技术人员都能留在大陆，为祖国服务。
于是我就约了钱昌照在浅水湾第二次单独见面，这次我就开门见山地直说了，我说我们已接到周恩来副主席的电报，希望钱先生能为祖国的复兴效力。
他开始有点意外，但很快就平静下来，于是我就讲了一通&ldo;大道理&rdo;，如革命不分先后，以及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等等，然后正式摊牌。
我说：&ldo;周副主席希望钱先生留在香港，仰仗你的大力和内地的资源委员会的朋友们联系，只要能把美援物资和档案保护好，解放后不仅可以在原岗位工作，有些人还要特别借重，因为我们正缺少这方面的人才。
&rdo;我讲得很坦率，并把我住址的电话告诉了他，随时可以联系。
他很谦虚，说了些个人能力有限等等，但对周恩来同志要仰仗他的话似乎很感动，这是从语气中就可以察觉的。
最后他说资源委员会在内地的人不少，但是人各有志，有些事也不好勉强。
我说，这我们完全可以理解。
为了让他放心，我郑重地告诉他，这件事关系重大，所以不论在内地或者香港，我们一定绝对保密。
这之后，他只和我通过一次电话，告诉我，他不去英国了，暂时留在香港，其他什么也没有说，但是大家心中有数，他不到英国去，留在香港，就表示他已经决定以后的方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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