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谈话就这样简短明确地解决了。
后来事态发展果然不出他所预料，我只去了两个月就回来了。
在这以后，我和汉年同志一直没有什么联系。
直到1943年我到位于苏皖边区盯胎县境内的新四军军部和华中局时，才重新遇见他。
原来1941年12月8日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后，党中央考虑到刘晓、刘长胜、潘汉年等同志的安全，命令他们撤退到苏皖边区的淮南根据地。
军部、华中局迁来后，刘晓、刘长胜和潘汉年同志分别担任过城市工作部部长、联络部部长。
一天，汉年同志突然把我找去，告诉我周恩来同志已有电报，把我的组织关系转到华中局，华中局已决定把我分配到联络部工作。
当时，党内的风气，对党的工作分配是不讲什么价钱的，我也就同意了。
从1943年到1944年冬汉年同志去延安参加&ldo;七大&rdo;止，在这一年多时间里，汉年同志不曾离开过根据地。
他多次委派我去南京接关系，和他在上海领导的单位的几位负责同志接洽工作。
大约每20天左右，交通员去上海取回资料，由我负责审阅，经过分析、研究、提炼和归纳后，拟成若干份报中央或通报所属各师的电文，由他审阅后提请华中局领导签发。
对于这些，他一般都是认可的。
他用干部非常放手，非常信任。
不但对我，对其他两位同志，都不以部属相待，可以说对下级是宽厚的同志式的态度。
尤其难得的是，他对于犯了某些错误的同志所采取的公正态度。
当时有位同志奉命去做汪伪政府中东北军人的工作。
那时（约1944年夏），汉年同志在上海领导的单位发现这位同志的生活很不正常，平时举止失措，对党交给的任务执行不力，担心他会被敌人欺骗，要求汉年同志及时作出决定。
汉年同志对我说，这位同志是一位久经考验的同志培养教育出来的，过去工作不差，决不致投敌叛变，但如果组织上不及时给予帮助，也许会被敌人欺骗而上当。
汉年同志要我趁巡视上海单位之便，设法动员这位同志去根据地，以解除上海组织的后顾之忧。
我知道这个任务是相当重要的，但相信汉年同志有知人之明，相信自己能够说服这位同志服从组织决定，所以就一口答应了。
到了上海处理完组织内部的事务后，我便单枪匹马地找到了这位同志。
当时，我看到他确实憔悴落拓，精神不振，就告诉他，汉年同志和另一位老同志如何关心他，希望他到根据地去学习。
我的话并不多，但态度直率，完全信任他。
这位关东大汉非常爽快，一口答应，别妻离子，就跟我上了路。
我把他交给汉年同志。
汉年同志同这位同志细细谈了两天，便送他去整风班学习了。
汉年同志告诉我，这位同志政治上是可以信任的。
以后事实证明，这位同志继续为党做了有益的工作。
汉年同志之所以能用很少量的干部，驰骋在敌人的心脏里，为党作出重大贡献，其原因之一，就是知人善任，真诚地对待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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