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并不是哪个人的事情。
有的人不了解情况，怀疑与江青、康生等人有关，其实并不是那样。
当时江青根本没那个地位。
至于康生，他当时并不在中央，是山东分局书记，1957年才调回中央。
江、康插手潘案也是以后的事。
所以发生潘案的直接原因还是那个特定的历史背景。
其实，过去毛主席是很赞赏潘汉年的，30年代潘汉年同福建十九路军和广东陈济棠以及同南京国民党的谈判，毛主席都是参与领导或直接领导的。
延安时期潘汉年发回的电报，毛主席都看过。
潘汉年做的几项重要工作，如苏德战争、太平洋战争爆发等情报，策反敌伪工作，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等，中央都知道。
毛主席多次称赞上海的情报工作。
&ldo;七大&rdo;时，毛主席曾经表扬过上海的地下工作，对刘晓、潘汉年都称赞过。
进北平后，中央在考虑开展外交工作时曾议论要潘汉年担任驻英国大使。
可见中央过去对潘汉年很信任。
因此，主要是当时对阶级斗争形势的错误估计造成了这个冤案。
潘案发生后，反映很多，说情报部门出了个内奸、反革命，对情报部门的同志压力很大。
当时情报部、公安部和监察部正分别在北京召开全国会议。
有一次，三个会议在公安部大礼堂联合召开大会，周总理到会讲话。
他首先谈了要依靠人民，依靠群众。
他说，你们三个部门分工不同，但基本性质是一样的，都是同敌人、同坏人作斗争。
要相信绝大多数的人，党内绝大多数党员是好人，坏人是极少数。
无论公安也好，情报。
监察也好，一定要相信绝大多数的人是好人。
要依靠绝大多数好人同极少数坏人作斗争，这就是人民民主专政。
他又谈到潘汉年案件，周总理要大家不要紧张，说，潘汉年的事情，你们紧张什么?我同潘汉年交往的历史最长，关系最深，我都不紧张，你们紧张什么?当时周总理也只能讲到这个程度，主要是要稳定大家的情绪。
当时我兼任总理办公室副主任，我报告潘汉年从1939年到1948年的来往电报都在，许多事情中央都知道。
周总理要我告诉李克农，组织一个小组，查一下解放前潘汉年和中央来往文电的有关档案，搞一个审查报告。
这个小组的成员有总理办公室秘书许明，公安部12局局长狄飞，我任组长。
我们三个人检查了1939年3月到1948年8月潘汉年与中央来往电报和有关记录文件，按年月日排列，潘汉年怎么报告的，中央如何指示的，搞了3个月。
根据档案材料，当时潘汉年所做的工作，如打入日寇内部，利用李士群等，中央都是知道的，档案中都有记载。
而且当时采取革命的两面政策，中央也有指示，是完全允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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