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潘汉年与有关部门的具体安排下，短短两天之内，就在市内各区，特别是工人聚居的地方，开设了50多家国营零售粮店，敞开供应大米，使市民都能按牌价就近买到大米。
粮店门前排队现象随即消失，市场和人心也都安定下来。
妥善处理劳资纠纷
上海解放后，在巩固人民政权、恢复经济、维护社会秩序中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处理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劳资关系。
上海是我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解放时接管的官僚资本企业只有150多家，而私营工业有1300家左右，私营商业有15万家左右由于帝国主义的封锁，使得一些私营工商业减产、停工、倒闭，失业人员增加。
由于许多私营企业机构臃肿，经营方法不合理，效率低，成本高，利润少，甚至亏本，一些私营工商业缩小经营，甚至停工;少数业主甚至抽出资金，企图逃跑。
而少数职工又一时分不清工人阶级的地位在解放前和解放后的变化，提出过高要求，有过火行为，从而出现了大量的劳资纠纷。
1949年8月3日，陈毅在上海第一次各界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指出：&ldo;现在不少企业，资方有困难，工人也有困难。
这个困难只有根据党中央的&lso;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rso;的方针政策，通过劳资协商解决。
&rdo;上海广大职工群众在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中，发挥了工人阶级主动精神去做好团结、教育资本家的工作，在一些困难严重的私营工厂中，工人们还自愿减薪，甚至轮流回乡，团结资本家维持生产。
永安、先施、新新等6大百货公司店员帮助资方改变经营方针，将经营高档商品改为市民需要的日用百货。
与此同时，潘汉年对劳资双方做了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阐明党的&ldo;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rdo;的方针政策和劳资协商的原则。
他对工人说：发展生产是中国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的最高利益。
我们要鼓励资本家来参加发展生产的事业。
工人阶级是国家的主人翁，应当把发展生产、繁荣经济、逐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大责任担负起来。
所以，我们现在对资本家提出要求，应当照顾到整个发展生产的利益，不应当只想眼前，而应当注意谋取长远的利益。
他还向工人说明：&ldo;劳资两利&rdo;与国民党政府宣扬的&ldo;劳资合作&rdo;有根本的区别。
国民党宣扬&ldo;劳资合作&rdo;是为了维护资产阶级的剥削制度，模糊工人的阶级意识;而共产党的&ldo;劳资两利&rdo;政策，是为了使民族资本家一道来参加经济建设，发展生产，稳固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政权。
他对民族资本家再三说明，&ldo;劳资协商&rdo;是在共产党领导下，工人阶级当家作主下进行的，这同国民党宣扬的&ldo;劳资协调&rdo;有着根本的区别。
国民党的&ldo;劳资协调&rdo;是在资产阶级的政权下来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的，共产党的&ldo;劳资协商&rdo;是在工人阶级的政权下照顾民族资本家的目前利益，是为了工人阶级的长远利益的。
因此，民族资本家在&ldo;劳资协商&rdo;中要端正对工人群众的态度。
潘汉年以高度的政治修养，诚恳的态度，用深入浅出的语言来阐明党的方针政策，提高了劳资双方的认识，在妥善解决劳资矛盾中起了重要作用。
由于潘汉年细致坦诚的工作，使当时上海广大工商界人士对&ldo;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rdo;的方针政策，有了深切的具体的了解，影响很大，郭棣活决定将解放前永安纱厂在国外订购的一批纺织机械和原料运回上海，发展棉纺生产。
当时运回来的有瑞士制造的7000瓦汽轮发电机、1万锭纺纱机器整套设备和6000多包美国棉花等，价值250万美元。
有一批民族资本家从海外调回资金重返上海。
每当遇到这种情况时，潘汉年总是亲自接待他们，并安排他们工作。
他还经常到工商界朋友家里去，以聚餐、晤谈方式，反复宣传政策，进一步消除他们顾虑，倾听意见，并帮助他们解决生产经营上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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