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在陈市长召集的认购大会上积极响应号召，带头认购。
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认购额不断加码，又逢市场不景气，加上美蒋&ldo;二六&rdo;轰炸造成困境，公司面临很多困难，劳资纠纷也有所加剧，头寸周转一下有了困难。
汉年同志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就同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商量，用我部分企业财产抵押贷款，解决了公司资金困难，也完成了认购任务。
&ldo;二六&rdo;轰炸中，人民的生命财产和许多工商企业遇到严重破坏。
当时正临阴历年关，厂里工人等着发薪过年，但工厂企业却因原料、动力、资金等问题开工不足，厂方付不出工资，一时间劳资矛盾迭起。
我家的工厂企业也难免这种窘境。
一天，有个厂的几个工人到我家中要求立即发工资。
我正巧办事在外，他们就坐下不走，等着我回去解决。
我知道后，就和盛康年联系，想请汉年同志帮助。
盛康年就立即给当时上海市军管会交际处副处长梅达君打电话，要他转告潘汉年同志。
汉年同志得到消息，即刻和市委商定，一面安排我在上海大厦暂住，一面通知有关部门和工厂工会负责人去做工人的思想工作，要求大家体谅资方的困难处境，遵守政府保护工商业的政策，使矛盾得以缓和。
那时汉年同志除负责市政府的日常工作外，还要全力领导恢复被炸的发电厂，特别是要处理因&ldo;二六&rdo;轰炸工厂停工而要疏散工人等等事宜。
他日夜操劳，对我的困难却依然如此关心，我心里很感激。
当时劳资关系紧张，纠纷时起，市政府在陈毅市长的领导下不断开会，彻夜研究商议解决一个又一个难题，大家总算熬过了这段困难时期。
1950年5月底，中央在继全国劳动局长会议、全国各大城市工商局长会议后，要召开全国第二次税务工作会议。
一天，潘汉年同志约我到他办公室，对我说：这次会议上海除政府派人外，同时要请工商界代表参加，市里希望由你带队前往。
会议要讨论调整税收问题，这事关系到国家的重要决策，也涉及工商业界的利益，希望你们如实反映情况，不要有顾虑。
我遵照他提出的方针，在会上作了必要的、如实的反映，结果党对我们的意见非常重视，认真考虑，择善从之，大家对会议非常满意。
税务会议以后没几天，我列席参加了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
会前，毛主席在颐年堂请客，邀请列席代表参加。
汉年同志也去了，他在门口接我进去，并把我介绍给毛主席。
席间，毛主席讲：一个人为人民做好事，而且坚持做下去，人民是不会忘记的。
这句话毛主席后来在政协会议上又讲了，我的心潮澎湃，久久难平，至今一直深深记在心头。
会议结束后回到上海，汉年同志就同我和盛康年讲，认为工商界目前单用聚餐会的形式交换意见、沟通情况不够，最好能多学点时事，学点理论，提高政策水平，这样更有利于靠拢党。
我和康年接受了汉年同志的建议，并征求了工商界上层的意见，大家都很赞成。
议论中，大家认为冯定的《平凡的真理》通俗易懂，商定就从这本书学起。
为了表示紧跟党的领导，就把学习会名称定为&ldo;七一&rdo;学习会，并把学习会第一次活动选在7月1日。
那天汉年同志还专门来讲话，鼓励我们关心时事，改造思想，学习政策，提高理论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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