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后，汉年同志常和包括我在内的一些工商业者一起开会或座谈，循循善诱地宣传解释党的工商经济政策，指出这个方针是由党中央和毛主席制定的，执行这个政策，既是恢复和发展新中国、新上海经济的需要，也是保护工商业的需要，要求大家团结在党和新生的人民政府周围，为克服困难，战胜敌人，迅速把生产与市场搞好而共同努力。
同时，他认真倾听大家意见，帮助工商界解决生产、经营上的困难。
汉年同志的工作非常深入细致，他既具有坚定的原则性，在具体解决问题时又能设身处地地为别人着想，保持着高度的灵活性，所以结交了工商界一大批朋友。
在他的带头示范下，许多搞经济统战工作的同志经常深入到工商界人士中，用各种方式宣传政策，听取意见，沟通情况，帮助解决问题，从而对恢复生产和稳定市场起了很好的作用。
1949年&ldo;八一&rdo;前夕，上海各界人民组织筹备慰劳解放军的工作，工商界也于7月15日组织了上海工商界慰劳总会，此事市里是由汉年同志负责的，我和盛丕华等其他几位同志也参与其事，这样，我和汉年同志接触机会就多了，相处也更随便。
&ldo;八一&rdo;犒军以后，我和盛康年商量，想请陈毅市长到我家吃顿便饭。
盛讲此事先要问潘。
我就向汉年同志提出，他说，要请示陈老总自己，并答应由他自己去和陈老总说。
两天后，传来回音，陈市长同意来，但叮嘱人不要多，可以随便一点。
8月的一个夜晚，陈市长和夫人张茜同志，汉年同志和夫人董慧同志光临我家，同来的还有几个人，我还约了盛丕华和盛康年父子。
大家便装而来，在我家中树荫下乘凉，天南地北地聊着。
陈市长间或问问我企业的生产情况，对党的工商界政策的意见，我坦诚相告，聚晤气氛始终十分亲切融洽。
以后，陈市长和汉年同志又约了一些工商界人士聚会座谈，宣传解释党的政策，诚恳耐心地听取意见，有时还共同商量、解决一些问题，把我们凝聚在党的周围。
自陈毅市长来我家中聚会以后，汉年同志有时就到我家来聊聊天，有时沟通一些情况，有时通过我了解一些工商界的情况和意见，有时还约了一些负责同志一起来。
他当时的住所离我家很近，有时就步行过来。
他夫人董慧是香港一家银行老板的女儿，早年就参加革命，人也很随和。
有时他们夫妇同来，董慧就和我夫人杨鉴清一起拉拉家常，很谈得来。
有一天，汉年来我家，谈话中他说起工商界人士大多数愿意靠拢党，跟党走，情况是好的。
工商界在旧中国有商会和工业会，现在是否也要有个统一的组织，以便组织工商界人士贯彻国家政策，也可以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向人民政府或有关单位反映情况。
他征询我的意见，我非常赞成，认为解放前旧商会和旧工业会几乎沦为国民党争权夺利的工具，并不是为工商界服务的。
现在人民政府这样为工商界人士着想，内心很是振奋。
汉年同志还征求了工商界一些同志的意见。
后来，上海各界代表会议作出了成立上海工商业联合会的决定。
经过多次酝酿，大家做了许多工作，8月26日，成立上海市工商联筹备会，我被选为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1950年初，国家准备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
上海是工商业者云集之地，发行任务很重。
为此，陈毅市长邀集几百位工商界人士到中国银行大楼开大会动员认购。
在此之前，汉年同志一次到我家谈起此事，跟我讲了国家发行折实公债对恢复和发展生产，稳定市场物价的意义，问我是否可以带个头，这样可以推动工商界的认购工作。
我完全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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