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后，蒋又致电正在柏林准备开始军事谈判的陈立夫，立即改变与苏联政府秘密谈判的计划，转道欧洲回国。
至此，不仅莫斯科国共两党谈判告一段落，而且中苏两国缔结秘密军事条约的谈判也胎死腹中。
蒋改变计划，再度决定不依靠苏联，首先在国内解决共产党问题之后，再来与苏联谈判条约问题。
在莫斯科的国内两党初步接触与秘密谈判，即因此而中断，国共两党之间的秘密谈判从此转到国内去进行了。
二、1936年1月13日潘汉年与邓文仪谈话记录要点1
1潘汉年与邓文仪谈话记录要点见莫斯科俄罗斯当代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档案，全宗号495，目录号74，卷宗号276，第3‐44页。
潘;王明同志听说你要找他谈国共两党合作抗日救国问题，委托我先来了解一下，你找他谈话，是以私人资格，还是正式代表南京政府?我们早在上海战争（原文如此，应为1933年）时，就公开宣布愿在三条件下与一切军队谈判共同抗日救国问题，可惜除十九路军曾与我们初步谈判合作以外，南京、西南、四川等各方将领，都没有作出积极反应。
红军西征到云南时朱、毛两同志已经注意到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华北的明显企图。
虽然南京军还在不断进攻红军，朱、毛两位领导人始终相信，联合起来抗日救国的主张，一定会得到全国同胞的拥护。
所以朱、毛临时派我离开部队，向各方表示我们抗日救国的主张。
可借我到上海时，日本帝国主义实际上已经占领平津了。
而苏维埃中央政府与中共中央号召全国各党各派团结一致共同救国的主张不仅没有得到国民党的响应，而且国民党还不断地逮捕和枪杀抗日救国的同胞，更加残酷地进攻红军。
在这种情况下，我不仅没有可能向各方具体表示我们苏维埃政府与红军抗日救国的主张，就连人身安全都毫无保证，不得不离开祖国。
我很高兴今天能在这里会见邓先生，很想知道国民党与南京政府在全国同胞一再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今天，到底有什么表示没有?
邓：我这次来莫，完全是受蒋先生的委托，要找到王明同志讨论彼此间合作抗日问题。
我们曾经在上海、南京等地找过共产党的关系，进行了一周的时间，全无结果。
后来，我们想到四川和陕北直接去与红军进行谈判，但事先毫无联系，恐怕进不去。
最近蒋先生看到王明同志在共产国际七次大会上的讲演，以及最近在《共产国际》杂志上的文章，立即决定派我来找王明谈判彼此合作的问题。
我们在南京曾召集过几次高级干部会议，蒋先生亲自提出统一全国共同抗日的主张，大家全都同意蒋先生的主张。
可以说联合共产党的原则是已经决定了。
因此我可以代表蒋先生与你们谈判合作的初步条件。
具体的合作条件，双方当然还要请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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