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到他兴奋的情绪感染，我一扫悲观心情，真诚地说：&ldo;太谢谢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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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觉得刘律师的说法实在言过其实，过分夸大了《专家意见书》的作用，但如果真能拿到这样一个专家法律意见书，当然是很有价值的。
毕竟法律问题错综复杂，这些权威的法学专家、学者的法律素养明显要高于法官、检察官和律师，最大的优势是对法律问题精通，由此形成的《专家意见书》从法理的角度来分析案情、论证相关的法律问题，对律师的辩护思路能提供重要的指导、借鉴意义，提交给法院之后一定有助于法官客观、公正地做出评判，甚至可以为正直的法官用来对抗来自政法委的施压。
我突然想到一个很现实的问题：&ldo;请这么多权威专家开会，是否需要一些费用？&rdo;
刘律师哈哈大笑：&ldo;费用你就不用管了，唐部长出面自然有人替你出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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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激动地说：&ldo;请一定代我谢谢唐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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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一场清理超期羁押运动
从2003年6月份开始，我们这些关押时间超过二年以上的在押人员，留意到了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中国最高层要求司法机关立即着手清理超期羁押问题。
我们首先是从来看守所会见在押人员的律师那里不断得到了这个信息，然后又从看守所管教和训导那里得到了证实，而且从不断传进来的消息看，似乎这一次是动了真格的。
只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么重要的信息，上次刘律师来办理会见时没有跟我提及。
随着外面传进来的消息越来越多，我意识到这次清理超期羁押演变成了一次政治运动‐‐尽管过后官方竭力避免使用&ldo;政治运动&rdo;一词，但配合舆论宣传的运动式执法，作为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体现，各级党和政府从来就没有放弃过，而且被证明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
在中国官场，不听上级打招呼甚至顶风作案是最犯忌的事。
既然这次清理超期羁押变成了最高决策层关注的一场政治运动，我越来越感觉到自己有了获释希望。
从跟我同一个监房的在押人员会见律师带进来的消息中，我慢慢搞清了这场运动的来龙去脉。
超期羁押本来就是刑事诉讼法明令禁止的行为，因为对公民的长期超期羁押往往导致家破人亡的恶果。
但刑诉法的相关禁止性规定，正如中国绝大部分限制或约束政府行为的法律条文一样，本来就是立法时为了顾忌国际形象应景的产物，实际执行中政府官员从来就不把限制自身行为的法律规定当回事，更没有建立针对政府官员违法行为的惩处机制，相关法律规定如同一纸空文。
2003年初一起恶性超期羁押案件的曝光，将中国这一严重侵犯的司法现象无情地暴露在全世界面前。
2003年，一个名叫谢洪武的在押人员的命运，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同情。
这位广西玉林市兴业县高峰乡的普通农民，在1974年6月24日被公安机关以&ldo;反革命罪&rdo;拘留，此后，谢洪武在玉林市第二看守所里度过了漫长的28个春秋。
到2002年10月30日终被无罪释放时，谢洪武已从一个&ldo;总是笑眯眯&rdo;的健康青年，变成了一头白发且驼着背、口不能言、记忆丧失的耄耋老者。
2003年初，广西法律援助中心为谢某申请国家赔偿，要求赔偿义务机关赔偿谢某侵犯人身自由赔偿金、医疗费、残疾赔偿金共计773984元。
这个当年巨额国家赔偿的提出，引起了媒体的极大关注，谢洪武因为超期羁押导致的悲惨命运随之见诸报端。
国内外媒体陆续对谢洪武一案作了大量报道和对我国存在的超期羁押现象发表评论或建议。
国内外媒体的持续高度关注，特别是国外媒体披露出中国超期羁押三年以上的在押人员超过10万人以上，最终引起中国最高决策层的关注，严令全国人大牵头限制整改，并举一反三避免此类现象再次发生。
因来自最高决策层的指示前所未有地严厉，自5月份开始，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等相关部门一道道明确规定最后期限的&ldo;军令&rdo;直指一个词：超期羁押。
这一道道&ldo;军令&rdo;很快在公、检、法系统掀起一场限期解决超期羁押问题的风暴。
这就是中国运动式执法的巨大威力。
6月2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顾秀莲、全国人大内司委听取了公、检、法关于清理超期羁押问题的专题工作汇报。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贾春旺上任伊始，就把工作的重点之一直指超期羁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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