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渡：
你父亲当年被打成右派，难道就因为这首打油诗？简直太荒唐了。
王跃文：
是的。
一九五七年，县委书记和他的夫人都想起这首打油诗了。
按照当时的逻辑，我父亲的打油诗攻击县委书记夫人，自然就是攻击县委书记了，那当然就是攻击党了。
于是父亲罪莫大焉，成了右派分子。
一个玩笑，竟让我父亲终身命运逆转。
记得我读米兰&iddot;昆德拉的《玩笑》，感觉就像读我们自己的故事，只需将里面的人名和地名换成中国特色的就行了。
伊渡：
中国近几十年一次一次的政治运动，造成了极其复杂的官场人格。
有时候，种种官场人格只是变化着呈现形式而已。
王跃文：
我因为曾经混迹官场，熟知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官场的况味。
不敢想像父亲当年竟敢那么胆大。
但可以推知，毕竟有那么些年月，中国官场等级并不那么森严。
大概一九五七年以后，上级就是上级，下级就是下级了。
同战争年代讲究的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相比，官场规矩就复杂化了。
现在谁敢同上级开玩笑？上级的威严是不允许冒犯的，而且有的地方越是官大越威严。
所以我曾在小说《西州月》里写道，中国的政治最像政治，中国的官场最像官场。
伊渡：
你见过很平易近人的官员吗？
王跃文：
当然见过，同下级打成一片的官员也是有的。
稍微往大些的地方走，说起县长已没什么了不起，甚至还有些土的印象，因为那是中国比较基层的官员。
但是在县里面，特别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县长非常了不得。
记得我当时刚参加工作没几年，随县长去沿海地区考察，同去的还有十几个区委书记。
那次经历，我感觉官员身上某种神秘的东西真耐人寻味。
我们从火车站出发，离家越来越远，县长就越来越随和。
一路上玩儿扑克、开玩笑，很开心。
我们在上海、江苏、福建转了一圈下来，县长同下属们几乎混成了哥们儿。
直到厦门海滨浴场，县长同我们都光着身子游泳，可谓坦诚相见。
县长还拍着自己的裸胸开玩笑说，我们共产党人，襟怀坦白！
可是考察结束后，我们往回走时，离家越来越近，县长就越来越严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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