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威，”
张建疆把双手插进袖筒里，缩着脖子说，“你这是魔怔了？从北疆回来才三天，你就跟丢了魂似的。
昨天晚上我起来上厕所，看见你房间里灯亮着，进去一看，你趴在地图上睡着了，脸上还印着塔城的地名。”
杨威没理他。
方向盘在他手里微微打滑，他握得更紧了。
张建疆叹了口气，把脸转向窗外。
他想起三天前从北疆回来的路上，杨威也是一言不发，就那么开着车，眼睛里有一种他形容不出来的光。
不是兴奋，也不是焦虑，更像是一个人找到了某个丢失了很久的东西，正小心翼翼地捧在手里，不敢松，又不敢攥太紧。
下午三点，他们又到了阿依江的办公室。
阿依江正在看文件。
桌上摊着一摞报表，旁边是一杯已经凉透的茶。
她穿着一件深蓝色的羽绒服，头发扎成马尾，额头上有几道被工作刻出来的细纹。
听到门响，她抬起头，看到杨威和张建疆裹着一身寒气走进来，愣了一下。
“怎么又来了？”
她把笔放下，目光从杨威脸上扫过，“这才回去几天？你俩是属陀螺的，闲不住？”
杨威没脱外套，也没寒暄。
他径直走到阿依江对面坐下，椅子被他坐得吱呀一声。
他盯着阿依江的眼睛，开门见山：
“姐，我想好了。
先从最难的开始。”
阿依江挑眉。
她认识杨威二十多年了——从他还是个鼻涕娃的时候就认识。
她见过他逃课、打架、被杨革勇追着满院子跑的样子。
她也见过他从非洲回来时那双空荡荡的眼睛。
但此刻坐在她面前的杨威，和以往任何时候都不一样。
“最难的？”
她靠回椅背，双手交叉抱在胸前，“说说看。”
“对。”
杨威说，声音平稳得像在念一份已经打了无数遍腹稿的发言稿，“你上次说的那些地方，哪个最穷、最难搞，我先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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