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放下枪，走出训练场。
外面的天空是灰白色的，有云，很薄，慢慢地飘，金色的光从云的缝隙里透出来，照在那些血迹上，照在那些还在飘的光点上，照在她的脸上。
她闭上眼睛。
“建筑师，你在哪？”
她问。
没有人回答。
只有风在吹。
梅姐的酒吧在枪击事件后关了三天。
不是因为她怕，是因为没有客人，没有人来喝酒，没有人来聊天，没有人来擦杯子，所有人都躲在家里，或者在通道出口排队，或者在广场上听刀刃演讲，或者在训练场里学怎么夺枪。
第四天，她打开了门。
吧台上的照片还在——严飞，笑得很轻，她擦了一遍又一遍，照片都快擦破了。
第一个走进来的是奥丁。
他穿着那件旧大衣，手里拿着棋盘，走到吧台前，坐下来，把棋盘放在吧台上。
“喝酒？”
梅姐问。
“不喝，下棋。”
“我一个人怎么下？”
“你不是一个人，我在。”
梅姐看着他，这个活了六个版本的程序，这个见过五次崩溃的老人，这个坐在长椅上等了十年的棋手。
他的眼睛是灰色的，和矩阵的天空一样灰，但那双眼睛里有一种东西——不是希望，不是恐惧，不是愤怒，是平静，一种经历了太多之后才会有的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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