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他明白了，这不是投资，这是献祭。
把自己最宝贵的时间、注意力、希望，献祭给那些看不见的、永远饥饿的神明。
窗外，芬兰湾的雾开始散了。
阳光穿透云层，照在灰色的海面上，像是一道伤口正在愈合。
弗拉基米尔站起身，走到窗前。
十七楼的高度让他感到一阵眩晕，不是恐高，而是一种存在主义的眩晕。
他想起祖母说过的话：在罗刹国，每个人都是自己命运的囚徒，但每个人也都握着钥匙。
只是大多数人忘记了钥匙的存在，或者忘记了锁的位置。
他回到工位，拿起那份成本优化方案自愿离职的选项上，他打了一个勾。
然后他开始写一封邮件，收件人是伊琳娜·彼得罗夫娜，主题是关于成本优化的反馈。
邮件里，他没有抱怨，没有哀求，只是平静地陈述了一个事实：根据《罗刹国劳动法》第77条，雇主在单方面变更劳动合同前，需要提前三个月通知员工，并提供同等条件的替代岗位。
伊琳娜的方案只给了三天时间，而且替代岗位的条件明显不平等。
他点击发送，然后关掉电脑。
这是他在罗刹国学到的第一课：法律不是护身符，但它是武器。
在狩猎场上，即使是猎物，也有咬人的权利。
他走出办公楼，没有乘电梯，而是走楼梯。
十六层，三百二十级台阶，他一步一步地数着。
每走一步，他就感到某种东西在脱落，像是蛇在蜕皮。
那些分期付款、那些自动续费、那些暴富幻觉，都在这个过程中变得遥远，变得不真实。
走出大楼时，雾已经完全散了。
圣彼得堡的冬天难得有这样的晴天，阳光照在积雪上，反射出刺眼的光芒。
他眯起眼睛，看见街对面站着一个人，正在对他挥手。
是达尼拉，他大学时的室友，现在在喀山的一家国企工作。
达尼拉比弗拉基米尔大两岁，但看起来老十岁。
他的头发稀疏了，肚子突出了，眼睛里有一种弗拉基米尔很熟悉的东西——那种被生活反复捶打后的麻木。
我来出差，达尼拉说，顺便看看你。
听说你混得不错？
弗拉基米尔笑了笑，没有回答。
他们找了一家小餐馆坐下，点了两瓶啤酒和一盘腌鲱鱼。
达尼拉开始讲述自己的生活：已婚，有一个两岁的孩子，在喀山郊区贷款买了一套公寓，月供占到家庭收入的百分之四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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