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海沉默了许久，似乎终于想起了些什么：“统计？”
“对，是统计。
不仅仅是统计本身，而是依靠算学和分析学所建立的一整套方法。
档案管理与分析是一方面，实际的调查也是一方面。”
李千兰继续说道：“古往今来的上位者最大的难题就是很难获取真实而全面的信息。
下面报上来的信息总会因为人事斗争和官僚体系的需求而失真。
即便是前明所建立起来的那套特务体系，本质上说也是官僚体系的一种，一些传统的弊病是不可能真正根除的。
这十多年的时间依赖，我查阅了建朝以来两千多万份奏报及其为基础的各种总结和调查报告，结论是：我们新朝总能相对准确的发现官僚体系中的谬误不是古代明君那样的看人和猜谜游戏，而是通过小样本的调查来进行分析的方法。
过去的时候我们处理内情中央机关调查报告的时候仅仅是简单凭借经验分析，并没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
而在新华书局那里我见识到了中央大学数学院有关概率算学的一些方法，很多问题就豁然开朗起来。
。
。”
李千兰简明扼要的概述了一个理论体系的初步形成，并被命名为“调查分析学”
，实际上在张海看来就是自古希腊发展而来的政治算学发展到19世纪后新兴起来的学科。
只不过在这个微积分理论体系还远远没有成熟的年代显得有些粗糙罢了。
继续回忆有关前世的不少信息，张海也开始明白了近代政权相比古代政权的组织力优势在什么地方。
并不仅仅是统治阶级开始用政治理论和主义来凝聚自己的团体建立社会法统，而不是虚无缥缈，聪明开化点儿的人都不信的天赋神权。
还包括情报机关和调查统计部门等一系列机构的科学化和近代化。
在现代，虚报瞒报统计造假行政报告造假的事情在官僚内部从来就不少，甚至比古代更多更专业。
然而当顶层统治阶级或统治者直属部门掌握了通过小样本来进行一定范围内验证的方法后，即便是“统计造假”
很多情况下也往往是自上而下应付外部政治需求的结果，而不是真的秘密报告和真实情况也完全不清楚的情况了。
如果不是在二十世纪以后君主独裁已经很大程度上丧失了政治合法性，官僚阶层在同君权的博弈中必然如朝鲜那样最终落的全面下风的结果。
想到这些，张海对于后代的顾虑也放松了不少。
至少自己这一代人所留下的社会政治和经济遗产、科学遗产实际上已经十分丰厚了，如果最终的结果依旧是悲剧那只能说明自己的后代根本经不起历史的众任，理应让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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