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爱的乔祺是邻省的男人，一个自小生长在农村的男人；她觉得她对他了解了这些，也就足够了。
她倒宁愿他这个自己所爱的男人，对于自己具有一些神秘感。
邻省的坡底村，因五里坡而名。
五里坡，因地貌而名。
它在邻省的省城的西南郊，实际面积不到五里，比五里要小一半。
人们就那么叫罢了。
乔祺的父亲乔守义，从大跃进的年代起，便是坡底村的一村之长。
乔守义是1956年的高中毕业生，十八岁在学校里就入了党。
而且，这位当年省城重点高中的团委书记，放弃留在城里工作的机会，带头回农村成为新一代农民中的一个。
当年的中国，正为在全国开展一场工业方面的大跃进进行着紧锣密鼓的准备。
工业方面的大跃进须得以城市的粮库里堆满了粮食为前奏。
所以1956年不像两年以后的1958年，中国惟恐它的农民少了几个，因而影响了粮库里粮食的储备。
当了整整二十年村长的乔守义，早已被坡底村的人们叫做&ldo;老村长&rdo;了。
某些年长于他的人，也那么叫他，既表示对他本人无可替代的个人威望的尊敬，也表示对二十年这一时间跨度的尊敬。
尽管乔守义并不老，1978年才四十几岁出头。
1978年的乔祺，已经十五岁了。
这五里坡中学的初一男生，可不像他父亲二十年前在省城的重点中学那么过早地领略人生之风骚。
他母亲在他刚上小学时就病故了，那正是&ldo;文革&rdo;时期，他父亲整天忙于开会和领导生产，顾不上管束他。
基本是任由他随随便便地长到了十五岁。
但是他倒也没随便出什么毛病来。
这少年性格内向，学习半用功不用功的，贪玩。
由于性格内向而不合群，贪玩也只是独自玩。
到离村子远的河段去钓鱼，或在小草甸子里水泡子边上到处寻找野禽蛋。
再不就待在知青宿舍里安安静静地倾听他们聊城市里的事，或帮他们去干他父亲分派给他们的农活。
他很喜欢听他们聊城市里的事。
虽然城市离五里坡并不算远，坐上近郊列车二十几分钟就会到城里了，但他还没去过。
听知青们讲了许许多多城市里的事，他对城市还是没有什么感性的认识，认为城市只不过是一个人多因而事端也多的地方罢了。
当年在五里坡插队的知青，大抵都是a市有特殊权力背景的家庭的儿女，否则绝对轮不上到离城市那么近的农村来插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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