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在此两三年前，即初平三年（192年）蔡邕已为王允所诛，可是，诗中尚有&ldo;感时念父母&rdo;之句，这是不合情实处。
（2）诗言：&ldo;既至家人尽，又复无中外&rdo;。
然据《晋书》卷34《羊祜传》，羊祜乃蔡邕外孙，祜又是司马师之妻景献羊皇后同产弟。
则羊家和司马氏都和蔡琰有亲戚关系，怎能说蔡琰无中外之亲呢？且《后汉书》卷60下《蔡邕传》言邕&ldo;与叔父从弟同居，三世不分财&rdo;。
家中人多业广，仕宦者多，蔡琰归时也不会到&ldo;家人尽&rdo;的地步。
说明作诗的人对蔡琰的家庭情况并不了解。
这是第二个可疑点。
（3）诗中既言&ldo;托命于新人，竭心自勖厉&rdo;，表明这诗是蔡邕初嫁董祀时写的。
可是又说：&ldo;常恐复捐弃&rdo;，这样，刚结婚就怕被遗弃，似有对董祀不甚信任的味道。
既未必符合蔡琰当时心情，而且让董祀看了，也会不舒服。
当董祀犯了死罪时，蔡琰立即找曹操求情，且&ldo;旨甚酸哀&rdo;，表明他们夫妻间感情还是不错的。
三国时社会风俗对再醮之妇，并不歧视。
且当时男女嫁娶皆以连婚高门为荣，像蔡琰这样既有才学，音律书法，无不擅长，且又出身名门世家，理应受到董祀尊重。
实际情况是，蔡邕名满天下，&ldo;贵重朝廷&rdo;，友徒众多，蔡琰能传家学，故曹操以金璧赎之。
曹丕、丁廙诸人还为之作《蔡伯喈女赋》，皆哀其遇而重其才，可谓名噪一时。
当蔡琰见曹操请求赦免董祀时，满座公卿名士，&ldo;皆为改容&rdo;。
素日执法较严的曹操格外为之开恩，遣快足&ldo;追原祀罪&rdo;，还让蔡琰书写昔家中散失坟籍。
凡此，都说明蔡琰归来后的地位不只不&ldo;鄙贱&rdo;，而且才女薄命遭遇，更博得众人同情，名声也更高，所以诗中怕被人遗弃的说法不似蔡琰本人应有的口吻，而系好事者伪造。
（4）诗中怀念二子处亦嫌过多，这样，既碍于董祀，也有失蔡琰的体面，如真舍不得二胡子，当时何必回来呢？当然，做母亲的不可能不惦念出腹子，但暗自掉泪可以，不厌其烦地公开宣讲，喋喋不休，则不符合妇女们的心理。
当曹操谓蔡琰：&ldo;今当使十吏就夫人写&rdo;所诵忆坟籍时，琰立即以&ldo;男女之别，礼不亲授&rdo;相婉辞，说明蔡琰是颇知男女之防的。
以蔡琰之才，苟欲传世，尽可拿出伤时哀民之作，仅以念二胡子而宣示世人，岂其情耶？
（5）诗中&ldo;拥主以自强&rdo;语，似非蔡琰所宜言，因为曹操也正在&ldo;挟天子以令诸侯&rdo;，蔡琰理应加以回避。
（6）《后汉书&iddot;董祀妻传》言：&ldo;文姬为胡骑所获，没于南匈奴左贤王。
在胡中十二年&rdo;。
参以《晋书》卷101《刘元海载记》，蔡琰有可能没于南匈奴左贤王刘豹，当然，不一定为刘豹所纳，也可能落于刘豹手下大小匈奴贵族之手，不管为谁所得，蔡琰之居住地应不出今山西省中西部汾水流域一带。
而《悲愤诗》中所言之&ldo;长驱西入关&rdo;，&ldo;边荒与华异，人俗少义理，处所多霜雪，胡风春夏起&rdo;，&ldo;悠悠三千里&rdo;，这些含糊记述，都说明作伪者并不确知蔡琰没于南匈奴左贤王的地点，此亦为诗非蔡琰自作之证。
《后汉书&iddot;董祀妻传》还载有蔡琰的第二章骚体《悲愤诗》，亦系伪作。
诗第二句言&ldo;宗族殄兮门户单&rdo;，既不符合事实，下两句&ldo;身执略兮入西关，历险阻兮之羌蛮&rdo;，也与匈奴左贤王居地不合，以西方之羌与南方之蛮合并称述，亦非当时人所惯为。
其余语句略无新意，只依据五言《悲愤诗》而写，不值一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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