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夔……出为城父令，迂长广太守，郡滨山海，黄巾未平，豪杰多背叛，袁谭就加以官位。
长广县人管承，徒众三千余家，为寇害；……牟平贼从钱，众亦数千，夔率郡兵与张辽共讨定之，……旬月皆平定。
是时太祖始制新科下州郡，又收租税绵绢。
夔以郡初立，近以师旅之后，不可卒绳以法，乃上言曰：&ldo;自丧乱以来，民人失所，今虽小安，然服教日浅。
所下新科，皆以明罚敕法，齐一大化也。
所领六县，疆域初定，加以饥馑，若一切齐以科禁，恐或有不从教者，有不从教者不得不诛，则非观民设教，随时之意也……愚以为此郡宜依远域新邦之典，其民间小事，使长吏临时随宜，上不背正法，下以顺百姓之心，比及三年，民安其业，然后齐之以法，则无所不至矣。
&rdo;太祖从其言。
据上，曹操&ldo;始制新科下州郡，又收租税绵绢&rdo;的时间，正在何夔任长广太守并平定管承等反叛时，我们如果能把何夔任太守及平叛时间弄清楚，操制新科又收租税绵绢的时间也就可以知道了。
如上所述，何夔在任长广太守前，曾任城父令。
《何夔传》裴注引《魏书》说：
自刘备叛后，东南多变，太祖以陈群为酂令，夔为城父令，诸县皆用名士以镇抚之，其后吏民稍定。
按刘备叛操在建安四年（199年）十二月，则何夔出任城父令，至早也需到建安五年（200年）初，而何夔再迁长广太守的时间还在此以后，则可断言。
上面所引《何夔传》言在操始制新科下州郡，又收租税绵绢以前，长广郡曾发生&ldo;牟平贼&rdo;从钱的叛乱，&ldo;夔率郡兵与张辽共讨定之&rdo;。
经查《张辽传》，张辽&ldo;别将徇海滨&rdo;在建安十年（205年）正月从操破袁谭以后。
据《乐进传》：&ldo;太祖征管承，军淳于，遣进与李典击之，承破走，逃入海岛，海滨平&rdo;。
《通鉴》将此事系于建安十一年（206年）八月，《何夔传》既将操下新科又收租税绵绢之事紧接长广郡平叛之后叙述，则其时间即在建安十一年八月稍后，可无疑义。
因此，《通鉴》应将&ldo;操制新科下州郡&rdo;一段文字移至建安十一年叙述，才符合事实。
正因为《通鉴》误将此事提前了六年，紧接李通急录户调叙述，所以引起了史家的错觉，误认为操在建安五年（200年）已制定收田租户调的新科。
事实是，操在战胜袁绍前，&ldo;诚不意能全首领&rdo;，那里能从事赋税改革！
只有当操平定冀州以后，才具备以法令和制度来强化其统治的基本条件。
至于在官渡决战以前操辖区已有向农民征收户调之事该怎样解释？我以为史书虽无明确记述，尚可由实际情况作出判断：自初平元年（190年）以后，中原战乱，人民死亡逃散，土地荒废不耕，物价波动剧烈，钱币流通停止。
在这种情况下，原来按人丁征收算钱的制度，势必有所更改。
因此，掌握军政财赋大极的州牧、刺史不得不在其辖区内改变征收赋税的措施，而将按人口年岁征收算赋口钱改为按户征收绵绢，因为户难隐藏而口易逃匿。
至于这种赋税改革究竟由谁先提倡和执行，今史家均言系曹操率先改定，其根据有《三国志》卷15《贾逵传》注引《魏略&iddot;杨沛传》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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