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初年，陇西太守马援在苑川（今甘肃榆中县大营川地区）兴办之屯田，将收获物与田户中分，为屯田收租开一新法，而为曹魏所沿用。
汉献帝初平四年（193年），徐州牧陶谦表陈登为典农校尉，&ldo;登乃巡土田之宜，尽凿溉之利，秔稻丰积&rdo;。
陈登屯田时间较曹操在许屯田早三年。
所有以上事实，表明屯田之制，并非曹操独创，而是商鞅变法以来长期积累演进的结果。
至于曹魏屯田规模与作用之大，则为前代与后世所不及。
曹魏屯田的兴办，陈寿在《三国志》卷1《武帝纪》只有极简短的叙述：
是岁（建安元年），用枣祗、韩浩等议，始兴屯田。
裴注于此下引《魏书》言：
自遭荒乱，率乏粮谷。
诸军并起，无终岁之计。
饥则寇略，饱则弃余，瓦解流离，无敌自破者，不可胜数。
袁绍之在河北，军人仰食桑椹。
袁术在江淮，取给蒲蠃。
民人相食，州里萧条。
公曰：&ldo;夫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秦人以急农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
&rdo;是岁，乃募民屯田许下，得谷百万斛。
于是州郡例置田官。
《资治通鉴》卷62建安元年载：
中平以来，天下乱离，民弃农业，诸军并起，率乏粮谷……羽林监枣祗请建置屯田，曹操从之，以祗为屯田都尉，以骑都尉任峻为典农中郎将，募民屯田许下，得谷百万斛。
于是州郡例置田官……军国之饶，起于祗而成于峻。
从以上三处记载看：裴注引《魏书》把屯田的创办，归功于曹操本人，未提谁曾向操建议屯田之事。
《通鉴》则引用了《魏书》对当时诸军普遍缺粮的叙述，可是只字未提操本人原来对兴办屯田有何想法，同《武帝纪》一样突出枣祗的屯田建议，而只言操从之。
我以为《魏书》所引操鉴于&ldo;秦人以急农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rdo;而积极主张屯田之语，必有所本。
从《曹操集》看，操素有&ldo;三年耕为九年畜&rdo;和&ldo;为战士爱粮&rdo;的农战思想；他自幼熟读兵书，对足食强兵之道，早有借鉴；且生死攸关的军食需要也必定使操产生兴办屯田的意图。
操起兵后，屡遭败衂，兵少粮单，时而因粮尽退军，时而不得不吃人肉脯，直到建安元年在往迎献帝途中，仍不得不令士兵食干椹充饥。
因此，操本人不能不产生修农畜粮的强烈要求。
故当操破汝颖黄巾时，得到许多耕牛农具，恰恰正是屯田所需，因之在操召集的&ldo;大议损益&rdo;会议上，枣祗首先提出兴办屯田，正与操意同，于是屯田遂得以创办。
我们知道，一个军政领导者在有所作为时，往往先召开会议，广泛听取群下意见，然后决定取舍。
假若先抛出自己的主张，然后交群下讨论，就会挫伤群下主动思维的积极性，也不利于观察群下的识见和才能。
我们讲兴办屯田时，既肯定枣祗的首倡之功，同时也要肯定曹操善于借鉴先代良式和择善而从的识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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