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受命及中兴之君，易尝不得贤人君子与之共治天下者乎？及其得贤也，曾不出闾巷，岂幸相遇哉？上之人不求之耳。
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
&ldo;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rdo;。
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
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
第二次《求才令》颁布于建安十九年（214年）曹操平定关中、杀伏皇后之后一两个月：
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
陈平岂笃行，苏秦岂守信邪？而陈平定汉业，苏秦济弱燕。
由此观之，士有偏短，庸可废乎！
有司明思此义，则士无遗滞，官无废业矣。
第三次《求才令》颁布于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八月。
那时三国分立的形势已确立，曹操已于前一年由魏公进爵为魏王。
令文曰：
昔伊挚、傅说出于贱人，管仲，桓公贼也，皆用之以兴。
萧何、曹参，县吏也，韩信、陈平负汙辱之名，有见笑之耻，卒能成就王业，声著千载。
吴起贪将，杀妻自信，散金求官，母死不归，然在魏，秦人不敢东向；在楚，则三晋不敢南谋。
今天下得无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间，及果勇不顾，临敌力战；若文俗之吏，高才异质，或堪为将守；负汙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
其各举所知，勿有所疑。
以上三个《求才令》所以颁布的目的究竟是为了什么？历来说法不一。
一些人认为曹操所以下此三令，乃是为了打击自东汉以来专门拿封建道德相标榜的名士世族，所以用人只重才而不重德。
我们且列举一些史料看看曹操用人是否就不注重个人的道德呢？据《后汉书》卷81《独行传》：
王烈……以义行称……曹操闻烈高名，遣征不至。
《三国志》卷16《郑恽传》：
郑恽……高祖父众，众父兴，皆为名儒……太祖闻其笃行，召为掾。
可见曹操用人不但重视德行，就是对于一般舆论也相当重视；而且曹操用人还有重德胜于重才的事例。
如《三国志》卷12《崔琰传》：
琰尝荐巨鹿杨训，虽才好不足，而清贞守道，太祖即礼辟之。
就是曹操给群下的教令中，也有更多强调德行的，如操为丞相后，曾给典管选举的东曹掾崔琰下教说：
君有伯夷之风，史鱼之直，贪夫慕名而清，壮士尚称而厉，斯可以率时者已。
可证曹操用人决不是只重才不重德，不能因有《求才三令》就片面地认为操代表寒门地主打击世族地主。
实际上，作为名士世族的表率人物荀彧，也是&ldo;取士不以一揆，戱志才、郭嘉等有负俗之讥，杜畿、简傲少文，皆以智策举之。
&rdo;操在《庚申令》中说：&ldo;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rdo;。
可见曹操认为重德与重才须因时而异。
当打天下时，为了减轻反对力量，壮大自己阵营，对于才智之士，需要努力罗致，所谓&ldo;文武并用，英雄毕力&rdo;。
曹操之所以能获得世族地主与庶族地主的共同支持，而扫灭群雄，其原因亦即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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